HOME > 论文成果
论文编号
论文题目 海洋生态索赔法律问题研究
作者 孙芳龙 高良臣
引言

我国是海洋大国,丰富的海洋自然资源和巨大的生态系统服务价值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和保障。随着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我国水上交通、石油勘探开发、海洋渔业等生产活动日益繁忙,突发事故引发的重大溢油风险不断加大。特别是近年来发生的重大油污事故给近海环境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影响,致使海洋生态环境持续恶化。

为此,我国急需探索建立一套新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法律制度,明确海洋生态涵义、索赔主体、索赔范围、赔偿标准等诸多问题,使我国的海洋生态损害救济有法可依,从法律的角度强化海洋环境保护的力度。

举国关注的康菲蓬莱19-3油田发生溢油事故后,笔者有幸作为国家海洋局北海分局选聘的律师团成员全面参与到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件中,结合办案经验,本文试图从海洋生态损失的涵义入手,层层分析海洋生态索赔相关法律问题及目前面临的困境。

关键词
正文

一、海洋生态损害的涵义

海洋环境包括海水、溶解和悬浮于水中的物质、海底沉积物和生活于海洋中的生物,由于海洋本身所包含的水产和其他生物资源、旅游资源等具有多样性,所以一起大的海洋污染事故不仅会使海洋环境受到污染,海洋资源受到损害,而且可能使海洋生态发生恶变而且短时期内难以恢复,甚至根本无法恢复,因此给国家财产或者他人财产和人身造成一定的损害,严重的可能导致人身伤亡和公私财产的重大损失。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5条第1款规定,海洋环境污染损害是指直接或者间接地把物质或者能量引入海洋环境,产生损害海洋生物资源、危害人体健康、妨害渔业和海上其他合法活动、损害海水使用素质和减损环境质量等有害影响。应当明确的是,海洋环境污染损害不同于海洋生态损害。但是,目前学界尚没有对海洋生态损害这一术语做出统一的界定。从国内外相关立法和学者们所使用的措辞来看,称呼也是各异:生态损害、纯生态损害、环境本身的损害、环境损害、纯环境损害、环境损伤、自然资源损害等等。

《比较法视角下中国生态损害责任》一文作者认为,生态损害是一种新型的损害,即对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和破坏,或者称为生态的损害或者自然的损害,或者称为纯生态损害或者纯环境损害,这两种叫法都是为了与传统的环境损害区分开来。生态损害是指在一定的区域内,生态要素因产业活动或其他人为的活动被污染、破坏,使生态环境遭受到难以恢复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继而侵害了生命体的自然生存方式和存在形态,破坏了生命体的自然演化进程和生命繁衍过程,有引起生态系统失衡或者物种提前消亡的危险以及导致危害生态系统平衡发展实际后果的一种事实状态。从法律的角度讲,生态损害是指由于人类的各种行为而给海洋生态系统的功能造成难以恢复或者不可逆转的损害,影响海洋生态系统功能发挥、侵害人类生态利益的法律事实。从生态损害的涵义看,它不涉及个人私权利,只关乎国家利益或者社会公众的群体利益。

从海洋生态学的角度,海洋生态损害的直接后果是海洋环境功能的损失,海洋生物物种、种群、群落、生境及生态食物链的损失,以及海洋生态系统功能的损失(对人类社会的服务功能减弱,限制或者破坏了人类社会环境的稳定发展)。

从海洋生态损害的标的和损害后果看,海洋生态损害与普通的侵权损害显然存在重大差异,这也意味着海洋生态索赔在法律基础方面存在着诸多需要探讨的问题。

二、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法律依据

对于海洋油污损害赔偿纠纷,中国的法律体系基本上是国际公约与国内立法并存,在司法实践中,必须将二者相互结合。

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公约包括《1969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1980年对我国生效),《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0年对我国生效),《2001年国际燃油损害民事责任公约》(2009年对我国生效),和《1992年国际油污损害赔偿基金公约议定书》(仅适用于我国香港特别行政区)。

与海上油污有关的国内立法,则包括《海商法》、《海事诉讼特别程序法》、《海洋环境保护法》、《侵权责任法》和《民法通则》等。201031日开始实施的《防治船舶污染海洋环境管理条例》虽然属于行政法规的范畴,其具体化的监督管理规定对于海上油污的处理也提供了很重要的法律依据。

由于法律法规不甚完善,尤其是缺乏细则性的依据,为了指导审判实务,最高人民法院多年来以不同的形式(如2004年《海事审判实务问答》和2005年《第二次全国涉外商事海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等)对于此类纠纷的审理给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并陆续出台了《关于审理船舶碰撞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2008年)和《关于审理海事赔偿责任限制相关纠纷案件的若干规定》(2010年)等司法解释。而201171日开始施行的《关于审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下称《油污司法解释》),无疑是最重要也最具有实际指导意义的一个司法解释。

然而,仔细审读上述的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不难发现,对于海洋生态损害赔偿问题,上述法律法规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具体规定,只有《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规定,对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海洋保护区,给国家造成重大损失的,由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事实上,这正是近年来我国开始推进海洋生态索赔的唯一法律依据。

三、海洋生态损害索赔的主体

《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污染海洋环境造成损害和破坏海洋生态造成损害的赔偿责任分两款分别做了规定,说明二者之间是存在明显区别的。其中污染海洋环境造成的损害,指的是污染海洋环境的行为造成的人身损害或财产损失,属于民事侵权法上的环境侵权责任,索赔主体是其利益直接受到侵害的单位或个人。而规定在该法第90
条第2款的海洋生态损害行为,如破坏海洋生态、海洋水产资源和海洋保护区的行为,所侵害的对象是不属于任何私人所有的海洋生态环境要素,它归属于国家利益的范畴,这就决定了海洋生态侵权者所承担的责任有别于传统民事侵权法上的责任,不以特定受害者的人身伤害或财产损害为条件。任何私人都无权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诉求,而只有国家行政管理部门作为国家利益的代表者才有权提出此类诉求。

根据《海洋环境保护法》第90条第2款,依照该法规定行使海洋环境监督管理权的部门有权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生态损害赔偿要求。而从《海洋环境保护法》第5条的规定来看,海洋环境监督管理部门主要包括国家环境保护部门、国家海洋部门、国家海事部门、国家渔业部门和军队环境保护部门,也就是大家通常所说的“五龙治海”。但是由于上述多个管理部门对海洋环境都负有监管权,特别是在某些事项上几个部门存在监管权的重叠,谁有权代表国家提起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存在一定争议也就不足为奇。笔者认为,各不同国家行政管理部门在代表国家行使索赔权时其原告地位的确定应以各不同部门的职能划分为基础,以《海洋环境保护法》为指导,同时结合《渔业法》、《防治海岸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防治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海洋倾废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对各管理部门在海洋环境监管权方面的分配来确定由哪个部门来担当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的原告代表国家进行诉讼。

“塔斯曼海”轮溢油案件中,代表国家索赔海洋生态损害的是国家海洋局授权的天津市海洋局。圣文森特籍的集装箱船“金盛”轮与韩国籍的货船“金玫瑰”轮因碰撞而发生燃油泄漏案件中,代表国家索赔海洋生态损害的是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20111月青岛海事法院判决山东省海洋与渔业厅诉求的海洋生态损害及渔业资源损害均得到了适当的赔偿。

海洋自然资源是组成海洋生态系统的基础,海洋生态系统的平衡又决定了海洋自然资源的健康。如果将海洋自然资源与海洋生态系统割裂开来由不同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依据不同的计算办法诉求损害赔偿,将出现不足额赔付、或重复索赔的现象。我国海洋行政主管部门和渔业行政主管部门根据《海环法》的规定,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由于不同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代表国家提出的海洋生态损害与渔业资源损害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因此,不同的国家行政主管部门间在损害范围及损害赔偿计算方法的选择上应尊重海洋环境的整体性。为此,法律应当明确哪个海洋环境监督部门有权代表国家行使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权利。

此外,海洋环境监督部门代表国家提起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诉讼是一种特殊的为公共利益而提起的民事诉讼,有别于一般的民事诉讼案件。在这种民事法律关系中,管理部门代表国家作为一个特殊的主体,在诉讼中行使权利等方面与私人参加诉讼应当有所区别。例如,依民事诉讼法的权利处分原则,对是否提起诉讼,权利人有决定的权利,而对负有海洋环境监督管理职责的相关管理部门来说,生态损害索赔权既是其权利,更是其职责,是其必须作为的,不能放弃,此时便不能适用民事诉讼法的权利处分原则。又如,提起此类诉讼的管理部门本身不是财产所有人,其能否在生态损害赔偿上代表国家与污染责任人达成和解,放弃部分或者全部权利,其与污染责任人达成的和解协议是否要经过其他权力部门的批准等,法律上都应有明确规定。

四、海洋生态索赔的范围

生态赔偿是指在污染事故发生后,污染事故的责任者对受害者的生态环境所受损失的金钱或实物的给付,其目的是补偿生态环境的受害者,并使受损害的生态环境恢复到损害发生之前的状态。海域溢油污染导致的损害既可能包括人身伤亡和直接的有形财产损失,也包括如污染后渔民不能捕鱼引起的纯经济损失,还包括对动植物生存环境的破坏导致的物种减少或灭绝、景观破坏、以及环境美学价值的减损等。曾主持该领域的首个国家级课题《海洋生态损害的国家索赔法律机制与国际溢油案例研究》的国家海洋局海洋发展战略研究所研究员刘家沂认为,海洋生态损害的索赔内容应该包括为恢复、减轻海洋生态损害而支付和将要支付的合理费用,或者无法原地复原时需要采取异地恢复或区域措施的补偿费用及为上述目的而支付的检测、监测和评估的费用等六个方面。

以“塔斯曼海”轮海洋生态损害案的一审判决结果为例,天津海洋局当时提出的海洋生态损害的费用包括海洋环境容量损失费、生物治理研究费用和监测评估费、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费、海洋沉积物恢复费,以及潮滩生物环境、浮游植物和游泳动物恢复费共89800多万元,但天津海事法院仅仅只认定了前两项,后面的诉求一律没有认定。虽然在一审中天津市海洋局胜诉,但仅获得了995.81万元的赔偿。因此,代表国家要求海洋生态赔偿,首要的挑战是如何确定出一个双方信服的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范围。但是,在海洋生态损害的索赔范围方面,目前我国法律尚没有明确规定。

值得关注的是,国家海洋局于2007年批准了《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针对的正是海洋溢油造成的生态损害评估,该技术性标准规定了海洋溢油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评估程序、评估内容、评估方法和要求。然而,这个导则仅仅是一个技术性规范标准,并非对海洋生态索赔范围的规定。换言之,这是在确定了索赔范围的基础上如何评估损失金额的一个技术规范。

2010年,国家海洋局拟定出《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条例(草案建议稿)》。虽然,这仅仅是一个草案,但对海洋生态索赔的范围应当具有一定的指导和借鉴作用。草案第5条规定了“可以索赔的海洋生态破坏行为”的13种行为,其中第二种行为即为“进行海洋石油勘探开发活动的”。对于索赔范围和金额的确定,草案第9条规定:“海洋主管部门接到突发环境事件报告或者其他有关部门的通报后,认为需要依照本条例进行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的,应当委托有资质的海洋生态损害评估鉴定机构进行评估与鉴定,并确定损失金额。”根据《条例》第11条,确定海洋生态损害国家索赔的范围应当考虑下列因素:

(一)清除污染和减轻损害等预防措施,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措施造成的次生污染或者损害;

(二)海洋环境容量损失;

(三)修复受损海洋生态以及由此产生的调查研究、制订修复技术方案等合理费用;

(四)受损海洋生态无法修复的,重建替代有关生态功能的合理费用;

(五)为确定海洋生态损害的性质、程度而支出的监测、评估,以及专业咨询、法律服务的合理费用;

(六)其他必要的合理费用。

从理论上说,环境生态损害的损失,既可以体现为直接经济损失,也可以体现为纯生态损失,后者至少须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第一,生态破坏所损害的环境资源的经济价值;第二,由于生态破坏而对该地区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所造成的间接损失。而以上“草案”所列出的六项费用当中,似乎更多的是直接经济损失,并没有涵盖生态环境自身因损害行为而造成的环境恶化、功能下降、对人类生活和经济活动的贡献力降低等“贬值损失”。

20101月,山东省财政厅和海洋与渔业厅联合制定了《山东省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费和损失补偿费管理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海洋与渔业行政主管部门,可代表国家向当事方提出海洋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要求。其评估办法规定,造成50公顷用海生态损失,应缴纳1000万元海洋生态损失补偿费;造成1000公顷用海生态损失,应当缴纳2亿元损失补偿费,这是全国首次明确生态损害赔偿和损失补偿的具体评估办法。这种办法虽然有失粗糙,但是考虑到对海洋生态损失进行精确评估的难度和需要耗费的人力财力和物力,这种办法倒不失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当然,从立法技术上说,也许可以考虑首先规定对纯生态损失应当由有资质的鉴定评估机构进行鉴定评估,或者由主管部门组织跨行业的专家进行论证和评估,在评估成本过高或者难以操作的情况下,则按照受损害的海洋面积,采取本办法规定的计算公式加以计算确定。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暂行办法》第一条规定,为加强海洋环境保护、整治、恢复海洋生态,促进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根据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等法律法规,制定本办法。众所周知,一个地方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无权直接依据民法通则、海洋环境保护法、渔业法这些法律制定,从《立法法》的角度看,该《暂行办法》只是个地方政府部门的规范性文件,而在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地方政府规章尚未制定相关内容情况下,地方政府的规范性文件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因此,《暂行办法》的法律效力究竟几何,能否作为海洋生态索赔之依据值得商榷。

虽然我国法律对于海洋生态索赔特别是赔偿范围和标准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但是天津市海洋局于2003年代表国家向“塔斯曼海”轮船东索赔海洋生态损失一案,影响至今深远,最终获赔金额姑且不论,这是第一起成功兑现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请求权的个案。

然而,细细分析“塔斯曼海”案件的来龙去脉,不难发现,这实际上是一起不成功的索赔案例。2003年,经国家海洋局授权,天津市海洋局向天津海事法院提交诉状,要求“塔斯曼海”轮船主英费尼特航运公司和伦敦汽船船东互保协会因溢油造成海洋生态环境污染损害进行赔偿。天津市海洋局索赔海洋生态环境损失的数额为9830余万元,包括海洋环境容量损失3600万元、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738万元、海洋沉积物恢复费用2600余万元、潮滩生物环境恢复费用1300余万元、浮游植物恢复费用61万余元、游泳动物恢复费用939万余元、生物治理研究费用和监测评估费等580余万元。

20041230日,天津海事法院依法做出一审判决,判令“塔斯曼海”轮船东及伦敦汽船船东互保协会连带赔偿天津市海洋局海洋生态损失995.81万元,其中海洋环境容量损失750.58万元,调查、监测、评估费及生物修复研究经费245.23万元。“塔斯曼海”轮船主英费尼特航运公司和伦敦汽船船东互保协会不服一审判决向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09年,经最高人民法院调解,天津海洋局仅获得调查研究的几百万元补偿,环境容量损失和生态修复的费用都没有得到弥补。这起涉外油污赔偿案件前后持续7年,调查、评估、鉴定和诉讼费用早已超过了获得的补偿数额。因此,无论从哪个角度说,这起索赔案都是不成功的,换言之,我国的司法机关、主管机关、律师团体、鉴定评估机构等,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这起历史性的案件中交出一份令人满意的答卷,更没有为此后的海洋生态索赔树立一个可以参照的标杆。但是,通过这个案件,中国的海洋生态索赔从零到一,迈出了可贵的一步。而且,要求这样一个在全球来说都比较新的课题在我国一开始就达到完美的水平,得到完美的答案,显然是不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

值得一提的是,20111月,青岛海事法院对前文提及的“金盛”轮与“金玫瑰”轮船舶碰撞溢油案做出了判决,对渔业资源损害及海洋生态损害都予以认可并支持相应的赔偿,没有出现“塔斯曼海”一案中海洋生态损害索赔仅少部分获得支持的情况。该案在进一步充实我国海洋生态索赔的案例库的同时,更从司法实践的角度肯定了国家海洋局《海洋溢油生态损害评估技术导则》所确定的海洋生态损失评估办法,这对以后的海洋生态索赔案件具有一定的鼓励和指导意义。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最高法院的《油污司法解释》第九条对于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范围做出了明确的规定,“船舶油污损害赔偿范围包括:(一)为防止或者减轻船舶油污损害采取预防措施所发生的费用,以及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者损害;(二)船舶油污事故造成该船舶之外的财产损害以及由此引起的收入损失;(三)因油污造成环境损害所引起的收入损失;(四)对受污染的环境已采取或将要采取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

显然,该条规定的第(二)项和第(三)项损失不可能属于海洋生态损失的范畴,因为海洋生态损失不表现为有形财产的损失或者收入损失。而第(一)项中提及的“油污损害”,我们认为应当包括了对生态环境的损害,因此,为防止或者减轻海洋生态损害而采取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该等措施引起的进一步损害(亦称为“次生损害”),都应当计入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当然,究竟哪些措施是为了防止或者减轻海洋生态损害而采取的,这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此外,第(四)项中“对受污染的环境已采取或将要采取的合理恢复措施的费用”,显然应当理解为包含了为恢复海洋生态而采取或将采取的合理措施的费用,而且,既然规定了“合理措施”,就意味着为制定“合理措施”而确定海洋生态受损范围、确定海洋生态受损程度、制定和选择海洋生态修复方案等而发生的费用也应当纳入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

简单对比即可发现,最高法院对于船舶油污损害的赔偿范围,采取了严格且较为保守的界定原则,即便上段的分析是合理的(即最高法院支持对船舶油污索赔海洋生态损失),对于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也显然没有包括“环境容量损失”和“海洋生态服务功能损失”等项目。

好在该司法解释仅适用于船舶油污,而不适用于诸如康菲石油这种海上石油钻井平台造成的油污损害,这一方面为此案预留了最高院做出司法解释或者个案批复的空间,也为海洋生态损害的赔偿范围的探讨留出了余地。当然,一个可能比较难以回答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如果船舶油污和石油平台油污所应承担的海洋生态赔偿范围不同,这种差异的理论基础和法律基础是什么?

五、赔偿额的确定及鉴定评估

不管赔偿范围如何界定,在审判实践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认定各项损失的具体数额。与普通侵权案件相比,海洋生态索赔案件显然有其特性,某些损失数额是可以根据既有的证据加以审核认定的,例如,回收污油的费用、监控和确定污染面积的费用、专家论证确定生态恢复方案的费用等有形的支出。但是,在生态索赔案件中,比较特殊的是环境容量损失和海洋服务功能降低导致的损失等无形的损失,只能通过专家评估或者鉴定机构鉴定加以确认。

实际上,在几乎所有的海洋生态索赔案件中,原被告双方都会围绕这些无形的损失展开激烈的争辩。首先,他们会争议这种无形的损失是否应当纳入污染损害赔偿的范围,好在近年来国际国内司法的实践越来越明确地支持这些损失项目,这在某种程度上压缩了争议的空间。海洋生态对于人类来说是一项重要的自然资源,如果海洋生态受到了损失或者面临损失的危险,人类为了自身生存、生活和经济的考虑,必然需要采取有效的措施防止或者减轻损害的发生,因此而支付的费用显然应当得到赔偿。但是,当生态损害非常严重的时候,即便人类在现有技术能力的范围内努力去恢复,生态环境仍然没有办法恢复到受损前的状态,这就必然导致环境容量下降以及服务功能降低。这种损失是由于污染行为直接导致的后果,而且是可以量化的,侵权者理应予以赔偿。

其次,双方会围绕鉴定机构的资质、鉴定方法的科学性、各项数据取值的准确度及来源的可靠性、损失数额的合理性等展开激烈的论战。尤其是对于生态环境复原措施是否有必要采取、何种措施是可取的以及有没有更为经济的替代措施等,双方会展开激烈争辩,法官们也会觉得无所适从。

海洋有着很强的自我净化能力,对于程度较轻的污染事故,即便不采取生态损害的预防措施和恢复措施,经过一段时间后,海洋生态也可以恢复。那么,在何种情况下人为的干预是必须的,什么情况下是不需要的?这显然需要专家们从技术的角度用科学的方法加以论证。

值得注意的是,在鉴定评估的过程中,应当立足现有的科研手段和技术手段,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客观公正地进行鉴定和评估。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外海洋生态索赔案例的日益增多,对生态损失进行评估鉴定的理论和方法越来越丰富,生态损失数额的确定也应当因此变得更加简单易行和有章可循。

六、对海洋生态索赔的立法建议及其他

我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对海洋生态损害赔偿的规定只是原则性的,在细节上和实践中,仍存在诸多需要以立法的形式予以界定的问题,比如,如何界定海上溢油事故对海洋生态系统的损害,如何确定损害赔偿的范围,如何确定归责原则(过错责任还是无过错责任),如何证明作业单位的行为与损害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如何主张有关管理单位承担其监督过失而引起的损害赔偿责任,如何排除加害方或可提出的免责事由,如何考量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责任的责任限制问题,等等。

建议国家立法部门尽快启动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补偿赔偿制度的立法程序,对海洋生态损害补偿索赔的责任主体、赔偿范围、赔偿标准、程序以及补偿赔偿基金的使用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避免出现无法可依的尴尬局面。

尽管海洋生态损害索赔存在技术和法律方面的难题,生态损害赔偿这种机制本身也有难以克服的局限性,在溢油污染事故发生的时候,国家海洋管理部门仍然应当积极地代表国家对责任者提出损害赔偿要求。国家海洋管理部门和相关单位单位为预防或减少生态损害开展各项工作而付出的开支,亟待责任方予以偿还;惨遭污染事故破坏的海洋生态环境即便不能恢复如初,仍然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减轻损害程度,并尽可能予以恢复。

归根结底,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的实质还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事侵权损害之诉,在有关法律法规不甚完善的情况下,依据《民法通则》、《侵权法》以及相关程序法的规定,结合民法尤其是侵权法的一般原理,针对海洋生态损害的特性,参照国际上的经验,借鉴国内外的成功案例,主管机关仍然可以有效地提起索赔之诉,司法机关进行审理并做出判决也是完全有法可依的。

我们相信,蓬莱19-3油井漏油引起的海洋生态索赔案,在总结此前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参照国际上的成功经验,借力于全社会的广泛关注,在众多专家学者的参与下,在海洋执法机关的主导下,应当能够成为我国海洋生态索赔的标杆和里程碑式的成功案例。

七、后记

20124月27日,国家海洋局宣布“蓬莱19-3油田溢油事故海洋生态损害索赔”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康菲石油中国有限公司和中国海洋石油总公司共计支付人民币16.83亿元,其中,康菲公司出资10.9亿元,赔偿此次溢油事故对海洋生态造成的损失,另外康菲公司和中海油分别出资1.13亿元和4.8亿元,承担保护渤海环境的社会责任。从数额上看,这笔赔偿补偿资金是迄今为止我国海洋生态损害索赔案中获赔最高的。该笔资金为修复和改善因溢油事故造成的渤海受损海洋生态环境提供了一定的财力保障,有利于对受损的海洋生态环境进行修复,有利于促进海洋生物资源恢复,有利于维护包括渔民在内的沿海群众的长远利益。笔者呼吁,借此机会,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启动建立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制度的立法程序,对海洋生态损害的责任主体、赔偿范围、赔偿标准、赔偿程序以及赔偿补偿基金的使用管理等进行明确界定。我们相信,国家以康菲案的成功解决为契机,加快海洋生态损害赔偿补偿制度立法的进程,既可以避免无法可依尴尬局面的出现,又可以警示参与海洋开发的相关企业,必须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风险意识和责任意识。

参考文献
附件
142   海洋生态索赔法律问题研究 孙芳龙 ... 2012.12.02 4782
上一页 IPO实际控制人确定相关问题研究
下一页 蓝色经济 绿色发展——从19-3油...
 
 
双城国际 山东省高级法院 网易邮箱 中共中央 国务院 人大法工委 司法部 最高人民法院
中纪委&监察部 中国律师网 法律图书馆 青岛统计网 青岛政务网 青岛新闻网 知识产权网 百度百科
山东律师网 中国法院网 恒金鹏投资          
鲁ICP备021305号
COPYRIGHT © 文康律师事务所.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