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律师在外资企业设立过程中的作用

王磊

    中国法律对外商投资企业的设立的要求和程序比其他很多国家要复杂，其中不仅包括一系列的行政许可、满足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和条件等，还包括要遵守诸如外汇管制、海关、税务等方面的规定等，而这些规定在很多方面也都与投资者本国的法律规定有很大的不同。
    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前首先要做好功课，针对自己的商业目标了解中国对外商投资的产业政策以及相关的规定，选择合适的投资渠道。目前，外商投资的方式主要包括：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企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独资企业、外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兼并收购国内企业等。此外还有设立外资投资性公司、中外合作开发、BOT等其他投资方式。
    鉴于中国有关外商投资的法律法规比较分散，一般外国投资者很难全面了解外资公司设立及运营的具体规定，因此，外国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前，最好寻求律师等专业顾问的协助，制定一套可行的投资方案，以避免由于违反法律法规而使投资失败，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律师协助外国投资者来中国投资主要体现在保障外国投资者的投资交易行为的持久安全性以及投资交易的预期收益和损失控制具有可执行性。具体来讲，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确保投资者的投资交易行为没有违反任何禁止性的法律规范，并达到法律规定的最低要求。
    例如，设立外商投资的公司要满足对注册资本的最低要求。虽然法定最低注册资本仅为3万元人民币，但由于有关外商投资交易的行政许可行为具有相当的地域性，各地审批机关可根据投资的行业以及规模具体确定注册资本的最低数额。
    2、为投资者提供中国的相关产业政策，以及涉及土地、外汇、税务、海关、环保、劳动人事等各方面的规定，使投资者对投资的目的、内容、程序、风险和预期收益有充分的认识和理解。
    实践当中有很多外国投资者出于商业上的考虑，匆忙中就在中国设立了外资企业，但由于之前没有具体了解中国的相关法规，在实际经营中就会发现其经营目的和经营方式在法律上根本行不通。因此又不得不撤资、重设或将企业搬迁，给投资者自身造成了巨大的损失和资源浪费。
    具有丰富外商投资业务经验的律师可以根据投资者的经营目的和模式为外国投资者从合法的角度提供投资建议，制定切实可行的投资方案，确保投资者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最大化的实现其投资目的。
    3、提供有关投资优惠政策的信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的为投资者降低投资成本。
    虽然新的企业所得税法的出台大大缩小了能够享受税收优惠政策的外资企业的范围，但各个地方政府为吸引外资也会制定其他的优惠政策。充分和有效的利用这些优惠政策能够降低投资和经营成本，而律师的作用就在于能够对这些优惠政策进行合法性和可行性分析，最大限度的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4、开展法律尽职调查，参与、协商和制定投资方案。
    所谓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投资交易中，投资者需要获得真实可靠的信息来支持自己作出正确的投资决策。通过进行法律尽职调查，律师可以从法律的角度对投资意向进行适当的分析，提出意见和建议。
    律师可以根据投资者的投资意向以及通过尽职调查对投资方案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参与投资者与其他投资当事方就确定投资的标的、内容、条件等问题的谈判，制定可行的投资方案。
    5、起草外商投资的法律文件，确保投资的安排和约定具有可执行性以及在无法执行的情况下，提供足够可行的补救措施。
    很多情况下投资者就投资方案已经达成了合意，但在反映到投资交易的具体文件，如合同、章程中时，往往由于文件存在技术瑕疵而产生歧义，或在某些方面表述不明或对投资者的保护力度不够等，使投资者无所适从或蒙受损失。
    律师在起草法律文件方面具有专业上的优势，能够更加全面、准确的表述投资交易的安排和约定，并针对一方投资者消极履行投资交易的行为，提供充分的补救措施。
    可见，成功的投资不仅取决于投资者商业上的判断，更离不开专业律师的协助。鉴于中国不断变化的外资政策和法规环境，投资者一定要树立法律意识，避免误入违反法律的雷区，给自己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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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资并购中的交易价格形成机制

                                    ――谈《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中的评估要求

柴恩旺

    在一起外资并购交易中，如何确定交易价格是其核心内容，也是并购当事人最为关心的问题。并购当事人能否自由约定交易价格呢？《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下称“规定”）对此给出了否定的答案。根据《规定》，并购当事人应以资产评估机构对拟转让的股权价值或拟出售资产的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禁止以明显低于评估结果的价格转让股权或出售资产，变相向境外转移资本。
    以下结合《规定》略论外资并购中的交易价格形成，并结合实践发表浅见。
    一、《规定》下的交易价格形成
    根据《规定》，交易价格应当依据评估结果作出，以防止境内并购当事人通过低价转让变相向境外转移资本。有观点认为，我国目前实行严格的外汇管制，如果允许并购当事人自由约定交易价格，境内并购当事人就可能通过零对价或象征性的价格将境内资产转让给其控制的境外公司，境外公司进而通过清算或利润分配的方式将资本转移到境外，造成国家外汇的减少。因此实行强制评估并要求并购当事人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价格依据是一道防火墙，通过审批机关对交易价格的审查，防止境内并购当事人变相向境外转移资本。
    但是，外资并购毕竟是一种民事行为，民事行为应当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政府不应过度干预。《规定》确立的原则即是当事人意思自治与行政干预向结合，既允许当事人在市场机制的基础上参考评估结果通过谈判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又授权审批机关对交易价格予以审查，对背离市场价值的交易行为予以制止。这种要求是与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体制和海外投资审批体制相一致的。
    二、评估机构和评估方法
    根据《规定》，并购当事人可以约定在中国境内依法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根据法律语言的一般解释，本条应当是授权性规范，当事人既可以选择境内的资产评估机构，也可以选择境外的资产评估机构。但对本款也有另一种理解，认为并购当事人只能选择在中国境内设立的资产评估机构，这种理解虽属牵强，但审批机关大多持此种理解。因此实践中并购当事人不得不选择国内的资产评估机构，以免因评估机构选择不被认可而遇到审批障碍。
    但是，按照第二种理解也会碰到一些执行中的困难。如果被评估资产位于境外，比如，被并购境内企业在国外有部分资产，实践当中很多国有企业将其在境外的资产通过股权或资产转让的方式出让给境外并购方，或者外国投资者用以支付并购对价的手段为股权，而位于境内的资产评估机构又没有对境外资产进行评估的资质，在此情况下就应当允许当事人选择境外资产评估机构。
    关于评估方法，《规定》要求资产评估应当采用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但何为“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规定》并未进一步说明。目前国内评估机构采用的评估方法一般比较看重企业的帐面价值，而境外并购方则比较看重企业的赢利能力，即其市场价值，两种不同思路下得出的评估结果差距较大。如何判断评估机构是否采用了“国际通行”的评估方法呢？判断“国际通行”的标准是什么呢？在目前对“国际通行”缺乏明确规定或判断标准的情况下，审批机关就有很大的自由裁量权，导致执法标准的不一。因此有关的评估行业规范有必要对此予以明确，以便统一执法尺度，减少随意执法。评估规范的缺失还导致实践中有些评估机构完全按照并购当事人的要求出具评估结果，使得评估结果缺乏客观性和可参考性。
    三、审批机关对价格审查的合理性标准
    《规定》要求以评估结果作为确定交易价格的依据，禁止的是变相向境外转移资产。但是以评估结果作为依据并不意味着评估结果就是交易价格，除非并购当事人约定以评估结果作为交易价格。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当事人有确定交易价格的自由和权利，《规定》禁止境内当事人以明显的低价向境外转移资本只是对这种自由和权利进行了一定的限制，但不是剥夺。
    实践中并购情况复杂，交易价格是并购双方综合考虑多种因素后达成的一致，评估结果只是考虑的因素之一。因此审批机关在审查交易价格时，不应在评估结果的基数上简单确定一个上下浮动比例，这种做法过于死板，等于变相剥夺了并购当事人的定价权利，有悖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况且《规定》并不限制交易价格高于评估结果。
    因此虽然《规定》赋予审批机关价格审查的自由裁量权，但审批机关应侧重于审查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时是否具有合理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评估结果并不能真实反映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比如，虽然交易标的的帐面价值较高，但由于市场的变化、政策的变化或者技术的进步等，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已远低于其帐面价值。在此情况下当事人达成的低于评估结果的交易价格可能是境内当事人所能得到的最高价格，如果审批机关以交易价格太低为由不予批准，导致的结果可能是交易标的的进一步贬值和境内当事人的巨大损失。因此，在交易价格低于评估结果时，审批机关应要求并购当事人对此解释说明，综合考虑并购交易中的多种因素审查其合理性，不应仅凭交易价格与评估结果的差额大小就决定交易价格是否公平合理。毕竟审查的目的是防止境内并购当事人向境外转移资本，不具有此情形，交易价格尽管低于、甚至显著低于评估结果也不应当予以限制。
    四、除评估之外的其他价格形成方法
    如果并购当事人通过谈判协商达成交易，对交易标的进行资产评估当无疑问。但如果境外并购当事人通过产权交易中心或拍卖行通过竞买或竞拍的方式购买股权或资产，此时是否还需经过评估程序呢？目前我国不少地方都建立了产权交易中心和拍卖公司等，进入产权交易中心的国有企业产权在挂牌前都要经过资产评估程序，但非国有企业在挂牌前不一定要经过资产评估程序。通过拍卖程序竞拍的交易标的也存在类似情形。
    对此《规定》和其他有关法律没有作出规定。有观点认为，虽然竞买或竞拍交易方式具有一定的公示作用，交易价格较为真实地反映了所出售资产或股权的真实价值，但目前各地的产权交易和拍卖还不规范，水平也参差不齐，如果一律免除评估和交易价格审查，会有人利用这种交易模式规避法律对并购的管制，因此仍应当要求进行强制评估。
    我们认为这种担心虽不无道理，但不具有实际意义。从审批角度而言，资产评估的意义在于为审批机关提供一种能较为公平地、客观地反映交易标的价值的价格审查参考标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虽然价格并不等于价值，但市场价格还是能较为真实地反映交易标的的市场价值。相比较而言，通过竞买和竞拍等程序得出的交易标的价格要比评估结果更为真实地反映其市场价值。并购当事人无需再进行资产评估，资产评估结果对双方当事人已不具有价格参考意义，只是增加双方的经济负担。
    另外，通过竞买和竞拍程序，并购当事人已经就交易标的的价格达成一致，已经有相关法律对此种交易方式进行规范。在此情况下再做资产评估的意义何在呢？如果审批机关要求强制评估，然后以交易价格显著低于评估结果为由否定竞买和竞拍价格，那么并购当事人之间通过竞买和竞拍程序建立的已经生效的交易行为如何履行呢？
    五、外资并购国有资产时的交易价格形成
    《规定》同时要求，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导致以国有资产投资形成的股权变更或国有资产产权转移时，应当符合国有资产管理的有关规定。根据《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国有资产评估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国有资产在转让时，应当进行评估并以评估价为参考依据。所不同的是，国有资产转让除履行必须的评估外，还应当取得国资管理部门对该评估结果的确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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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所得税法》对外商投资企业的影响

郇紫东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新税法”）已于2007年3月16日获得通过，自2008年1月1日起施行。新税法统一适用于内资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结束了我国内外资企业不同的所得税制度，使中国的企业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公平竞争。  
    新税法影响外商投资企业税负
    在内外资企业并行的所得税制度下，外商投资企业和内资企业在税收优惠、税前扣除标准、税率等方面存在诸多的差别，如对生产性的外商投资企业从获利年度起实行“两免三减半”的优惠、加速折旧的优惠、外国投资者分取的股息、红利免征所得税的优惠、外商再投资退税的优惠，均是内资企业所无法享受的。与内资企业相比，外商投资企业在税收享有了“超国民待遇”。
    企业所得税的统一，意味着内、外资企业的税收差异将被弥合，外商投资企业因其投资来源的特殊性所享有的税收优惠政策将被取消。新税法之后，外资企业的实际税率有所提高。加上原来对外资企业普遍适用的税收优惠改为特定行业、特定区域的税收优惠所取代，也使得外资企业的实际税收负担有所增加。
    当然，新税法实施后，其过渡期优惠政策也随之出台。2007年12月26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的通知”，对企业所得税优惠政策过渡问题做出规定。与这个通知一道公布的还有“实施企业所得税过渡优惠政策表”。中提到的30项原有优惠政策得以“延续”，将会对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健康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 。  
    新税法税收优惠发生变化
    在吸引外资方面，应当从“量”转到“质”方面，引入高端、先进和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外资。与此相适应，新企业所得税法调整了税收优惠的方向和重点，其政策的目标转移到产业发展和区域调整上来，实行“产业优惠为主、区域优惠为辅”的新税收优惠体系，对我国当前发展较为薄弱的基础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环保产业等给予不同程度的税收优惠，同时，配合我国经济发展重心向中西部转移的战略部署，对区域性优惠政策加以调整，区域发展导向逐步从目前的沿海地区转向中西部地区。对西部大开发地区的所得税优惠政策，在2010年到期之前继续执行。因此，新企业所得税法的实行，不仅有利于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也将使我国外资的引入更符合我国的产业政策和区域发展政策，提高外资的利用效率。
    税收非外商投资的决定性因素
    两税合并以后，对外商投资影响有限。影响外商投资的因素很多，税收并不会对引资起决定作用，中国稳定的局势解除了外商对投资安全性的担忧。而稳定的政策和健全持续的法律保护了投资者的权益。优越的市场资源越来越成为外商投资的动力。外国投资者的关注点已从享受优惠政策转到占有中国市场上来，税收优惠政策已经呈逐渐弱化的趋势。新税法的实施，在总体而言不会改变外资进入中国的决策，但会对优化外资结构产生积极效果，从而提高我国外资的利用水平。
    避税面临特别纳税调整
    新税法专设“特别纳税调整”一章。“特别纳税调整”是针对“一般纳税调整”而言的，是税务机关出于实施反避税目的而对纳税人特定纳税事项所作的税收调整，包括针对纳税人转让定价、资本弱化、受控外国公司及其他避税情形而进行的税收调整。明确要求关联交易各方的成本按照独立交易原则分摊，赋予企业及其相关方在转让定价调查中的协力义务和税务机关较大的反避税处置权，强化了反避税手段，加大了避税的处罚力度，首次规定对作出纳税调整需要补征税款的，应当补征税款并按照国务院规定加收利息，增强了反避税措施的威慑力，有利于防范和打击各种避税行为，维护我国税收权益。
    统一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制度，有利于为各类企业创造一个更加公平、规范和透明的税收法制环境，中国吸引外商投资的环境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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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韩商非法撤离的新闻报道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多家在华韩资企业出现非法撤离现象。在韩资企业集中的青岛，工人们一觉醒来发现韩国老板半夜逃逸的事情更是屡见不鲜，使韩资企业在中国出现信誉危机。 
    韩资企业的逃跑行为不仅引起直接受害工人的不满，也在旅华韩国人中都遭到了强烈谴责。在拖欠工资、贷款以及正常税收的情况下擅自撤离，给其他韩国企业和旅外韩国国民造成恶劣影响。
    韩国政府考虑对在中国恶意逃避税务和工人工资等问题而非法撤离的企业家，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对他们进行司法处理。政府相关部门和企业支援机构对在华韩国企业非法撤离情况进行了调查。根据调查结果，政府制定了一系列对策。
    韩国外交通商部将在韩国驻华使馆新设由法律界人士等专家共同组成的“困难企业咨询支援中心”，为当地韩资企业提供帮助。在非法撤离情况比较突出的山东省，韩国驻青岛总领事馆将新设由领事馆、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和中小企业支援中心负责人组成的企业清算协助小组。
    针对那些在当地犯罪后，为逃避责任而回国的韩国企业，为了防止其负面影响扩散到正常营业的企业，政府正在讨论将恶意非法撤离的企业家移交司法处理的方案。
    如果中方受害者向国内司法部门就拖欠工资和欺诈等不法行为的企业提起刑事诉讼，政府将根据掌握的证据，按照国内法律进行制裁；如果中国要求按照中国法律进行制裁，政府将根据《中韩引渡条约》或《刑事司法互助条约》采取相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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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在外国投资者依法撤资中的作用

伊希文

    一、 问题起因
    自2007年下半年起，“韩企非法撤离中国市场”、“夜半逃逸”、“中国经营环境恶化”等词语频繁出现在中国、韩国媒体的报道中。由于这些以不适当方式撤离中国市场的韩资企业通常是在拖欠工人工资、欠付银行贷款、存在税收问题等情况下采用丢弃工厂设备、半夜悄然离去的方式撤离中国的，这种不当行为已经在中国产生了严重的不良后果，并已经影响到韩国的国家形象，也使很多在中国正常经营的韩资企业信誉受损、深受其害。
    针对在中国恶意拖欠工人工资和逃避缴税等问题而非法撤离的韩资企业投资者，韩国政府正在研究对他们进行司法处理的方案。韩国政府也已公开表示，如果中方受害者向中国司法部门对存在拖欠工资和欺诈等不法行为的企业提起刑事诉讼，韩国政府将根据掌握的证据，根据《中韩引渡条约》或《刑事司法互助条约》采取相关制裁措施。同时，为了帮助撤离中国的韩资企业顺利完成清算工作，韩国外交通商部在北京韩国驻华使馆设立了由法律界人士等专家共同组成的“困难企业咨询支援中心”，向当地的韩资企业提供帮助。在山东省青岛领事馆也设立了由领事馆、韩国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和中小企业支援中心负责人组成的“企业清算协助小组”与青岛市进行合作，支援韩资企业的清算工作并采取人身安全保护措施。采取这些措施将防止其负面影响扩散到正常营业的其他韩资企业。
    据媒体报道，除韩资企业的投资者存在非法撤离中国的情况外，台资企业、港资企业的投资者也不同程度地存在非法撤离的情况。目前，中国、韩国政府界、企业界、法律界等也都在深入反思发生前述外资企业投资者不正常撤离现象产生的原因、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妥善的处理方式等问题，并已在积极进行政府间磋商，寻求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可以预见，今后再次发生的非法撤离事件，即可能首当其冲地成为中、韩两国政府司法处理方案的典型案例。基于此，将来准备以非法方式撤离中国市场的韩资企业投资者可能会大大减少，转而考虑通过合法方式进行撤离的投资者会越来越多。
    因此，关于外国投资者采取何种方式才能及时、依法地撤离在中国的投资，各种撤资方式中可能面临的法律问题等也逐步成为有撤资计划的外资企业关注的重点。此外，鉴于在中国设立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在撤资时，中方合作者可以作为善后事务处理人的特殊情况，故中外合资企业、中外合作企业的外国投资者撤资问题本文暂不作讨论。
    二、 外国投资者依法撤资的方式探讨
    外国投资者根据《外资企业法》设立外资企业并开始经营后，外资企业会与原材料供应商、设备供应商、产品销售客户、提供服务的客户、被聘用的劳动者、土地使用权人、房产所有权人、土地管理部门、税务机关、劳动保障部门、环境保护主管机关、水电供应单位等各方面主体建立不同的法律关系，依法享有或承担不同的权利、义务。外国投资者在拟订撤资计划时，应当全面审查、核实外资企业的法律状态，并在充分掌握基本情况的基础上分析可能面临的法律风险，拟定全面的处理方案。其后，外国投资者应根据法律规定的程序、内容，在外资企业完成债权、债务清理、资产处置、职工安置、海关及税务的清理等事务后，依法撤离在中国的投资，避免因不当的撤资方式导致承担不必要的民事责任、刑事责任。根据目前中国的《公司法》、《外资企业法》、《破产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外国投资者依法撤资的方式主要有：
    （一）     转让外资企业股权情况下的撤资
    在此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可通过转让其所持有的外资企业股权，获得股权转让款，并将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权交付给股权受让人，实现其撤资的目的。
    该方式的优点在于外资企业的法人资格可以保持不变，外资企业的资产、债务、人员、市场等可实现原状交接，外国投资者不需对外资企业进行法律规定的清算，有利于外资企业保持经营连续性，外国投资者采取此方式撤资需办理的手续最为简便、快速。
    但采取此方式最大的问题在于，合适的股权受让方可能难以寻找，特别是在外资企业本身的资产状况较差、没有技术及市场优势的情况下，可能根本没有人愿意受让外资企业的股权。
    （二）     外资企业合并、分立情况下的撤资
    根据《公司法》第173条、第176条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可通过与其他合作者达成的合并、分立协议，将外资企业并入其他公司或分立为几个公司，外资企业的有效资产、业务转移到新的公司，外国投资者获得相应公司的部分股权或相应的资产转让款后将原外资企业注销，从而达到全部或部分撤资的目的。
    此方式的优点在于外资企业也不需要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进行清算，对外债务根据与债权人协商情况也可不需立即清偿，原有的债权、债务由合并或分立后的公司承继或连带承担，外国投资者撤资需办理的手续、时间相对较快。
    但在此方式中，能否及时寻找到合并或分立的合作伙伴仍然是个最大的难题，对于生产规模小、没有市场优势的中小型外资企业，外国投资者通过该方式顺利实现撤资的可能性较小。
    （三）     外资企业自行解散情况下的撤资
    根据《外资企业法》第21条、《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72条第1款第（一）、（二）、（三）、（六）项、《公司法》第181条第（一）、（二）项的规定，外国投资者可通过外资企业的董事会做出决议，在外资企业营业期限届满、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解散事由出现、因董事会一致同意的其他原因而作出决议，解散公司。
    在此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应当在外资企业出现解散事由之日起15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外资企业进行正常清算，最终实现撤资的目的。如外国投资者逾期不成立清算组进行清算的，债权人可根据《公司法》第184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指定有关人员组成清算组进行清算。如外国投资者因没有在上述法定期限内履行或适当履行清算义务，而给债权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对债权人承担赔偿责任。
    此方式的优点在于，外国投资者可根据企业经营的实际情况，选择最有利的时机随时解散公司，成立清算组对外资企业进行清算。在外资企业资产大于债务或资产与债务相当的情况下，清算组可通过与债权人的协商、谈判签订协议等方式尽快结束清算程序，及时实现撤资计划。
    但该方式的缺点在于，外国投资者需要指令外资企业按法律规定全面清理完资产、债权、债务、安置职工、清缴税款等所有事务，之后才能通过分配剩余财产的方式收回部分投资，所需时间相对较长，并且外资企业清算过程中也会发生一定的清算成本。
    此外，外国投资者在决定对外资企业进行解散清算前，可以先行将外资企业的有效资产、技术、业务进行整体转让，其后再行启动清算程序。在清算程序启动后，如果清算组经清理后发现外资企业的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的，需根据《公司法》第188条的规定向人民法院申请破产，外资企业即应转入破产程序。转入破产程序后，外资企业的事务即转由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全面接管、处置，外国投资者即不再享有对外资企业或清算组的实际管理控制权。
    （四）     外资企业被强制解散情况下的撤资
    根据《外资企业法实施细则》第72条第1款第（五）项、《公司法》第181条第（四）项的规定，外资企业如果在经营过程中违反了《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环境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道路交通安全法》、《节约能源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可能会被相关主管机关撤销、责令关闭或被吊销营业执照。自相关主管机关做出前述决定之日起，外资企业依法解散，外国投资者应当在15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外资企业进行清算。清算进展程序、工作内容、逾期不成立清算组的处理措施及可能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与外资企业自行解散清算时相同，在此不再赘述。
    在此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只能在对外资企业进行清算后，通过分配外资企业剩余财产的方式撤离其在外资企业的投资。此时，虽然外国投资者对清算程序的启动无法控制，但在外资企业资产状态、市场优势地位相对较好的情况下，仍可通过积极的资产重组等方式及时撤资，并获得较好的交易对价。
    （五）     外资企业被司法解散情况下的撤资
    根据《公司法》第183条的规定，如外资企业经营发生严重困难，继续存续会使股东利益受到重大损失，通过其他途径不能解决的，持有公司全部股东表决权百分之十以上的股东，可以请求人民法院解散公司。
    在法院依法判决外资企业解散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应在15日内成立清算组对外资企业进行清算。外国投资者通过该方式撤资时，清算程序、清算要求、违反清算义务应承担的法律责任等问题均与外资企业被强制解散时的情况相同。
    （六）     外资企业破产情况下的撤资
    外资企业在经营过程中，如果确认已存在不能清偿到期债务，并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者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的情形，或者有明显丧失清偿能力可能的，可以根据《破产法》的规定选择申请破产和解、破产重整或破产清算。其中，破产清算程序也可由债权人、清算组、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仅适用于金融机构破产）申请启动，在启动时间方面还可在破产和解、破产重整程序终止的同时再启动；破产重整程序可由债权人申请启动，也可由出资额占债务人注册资本1/10以上的股东在破产清算程序启动后至法院宣告破产前的期间内启动。
    在破产和解程序中，外资企业可以通过与各类债权人协商达成和解协议的方式，达到减免外资企业债务的效果。外资企业根据和解协议履行完毕债务清偿责任后，即可向人民法院申请终结破产程序。其后，外国投资者可根据具体情况选择以股权转让及其他合理方式撤资，或通过注销外资企业的方式实现撤资目的。
    在破产重整过程中，外资企业可充分运用法律规定的多种保护措施，获得延期或减免偿还债务的机会，并通过调整公司注册资本、发行新股份或公司债券、债权转股权、转让营业、资产重组等方法，达到清偿债务、自我拯救、恢复经营能力的目的。在此过程中，外国投资者即可在选择重整方案的同时实现撤资。
    此外，外资企业在被法院裁定进入破产和解或破产重整程序，但和解协议或重整方案无法正常执行的情况下，法院仍可裁定该外资企业转入破产清算程序。外国投资者通过外资企业破产清算程序撤资时，最终一般难以分配到剩余财产。但从理论角度分析，在特殊情况下如某项资产的突然升值等，外国投资者也存在分配到部分剩余财产的可能。
    三、 律师在各种撤资方式中的作用
    在前述六类外国投资者撤资方式中，每一方式的具体实施均涉及比较复杂的法律问题。其中既包括法律程序方面的问题，也涉及到《合同法》、《公司法》、《外资企业法》、《外资企业法实施条例》、《企业所得税法》、《个人所得税法》、《劳动合同法》、《破产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及规定的外国投资者、股权受让人、债权人、劳动者、国家主管机关等各方主体间的实体权利、义务分配问题。外国投资者如果希望依法撤资，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法律责任，必须仔细、谨慎地选择可采取的撤资方式，并严格按法律规定的程序、要求予以执行。但作为经营者，外国投资者虽然在与外资企业经营相关的产品、服务、技术、市场等方面具有专业的判断能力，但在面临与撤资相关的复杂法律问题时，往往会显得茫然无措。在此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及时借助于专业律师的法律支持，无疑可以使撤资行为能够合法、顺利的进行，从而充分保障自身的合法利益，避免承担不必要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
    （一）     在转让外资企业股权情况下的撤资方式中
    该方式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有：对拟受让股权的投资者进行法律调查、对外资企业进行尽职调查、协商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签约双方权力机构批准股权转让、外资企业权力机构批准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事项报审批机关批准、办理注册登记的变更、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外资企业的全面交接、外国投资者所得的股权转让款缴税及批准汇出境外等。
    在处理前述法律问题的过程中，律师可以根据外国投资者的委托参与处理尽职调查、谈判、股权转让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的拟定、股权转让协议的监督履行等股权转让中的关键事务，保障外国投资者能及时、准确地判断股权转让进程中的各类问题，拟定合理的解决方案，并在相关法律文件中设计合理的交易条件，以获得更大的投资收益。
    （二）     在外资企业合并、分立情况下的撤资方式中
    该方式中涉及的主要法律问题有：对合作对方进行调查、协商签订合并或分立协议、合作双方权力机构批准合作方案、外资企业权力机构批准、向审批机关申请批准、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通知债权人、发布报纸公告、向相应债权人进行清偿或提供担保、办理工商变更登记、依法注销原外资企业、投资回收款的汇出等。
    对前述各类法律问题，律师除可以协助外国投资者及外资企业把握好相关的处理程序外，还可以通过参与谈判、拟定合并或分立协议、拟定其他法律文件、审查债权人的债权的真实性、制订合理的担保方式、监督合并或分立协议的执行等方式，协助外国投资者全面保护其合法权利，及时、有效的完成撤资计划。
    （三）     在外资企业自行清算、强制清算、司法清算情况下的撤资方式中
    在外资企业被强制解散、司法解散的过程中，如果外国投资者或外资企业能委托律师及时介入，则可以通过行政复议、行政诉讼、民事诉讼、上诉、再审等法律程序，充分向相关主管机关及法院提交证据、表达己方的抗辩意见，充分维护外国投资者及外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
    如果外资企业因自行清算、强制清算、司法清算等三类解散事由而转入清算程序，则律师可以接受外国投资者的委托，作为清算组的负责人全面组织外资企业的清算，也可以作为外国投资者依法组织的清算组成员，为清算组提供相应法律服务。在清算过程中，律师可以全面参与成立清算组、清算审批、发布公告、债权债务清理、未了结的事务处理、清缴税款、职工处置、财产处理、税务注销、海关注销、参与诉讼、处理剩余财产、办理注销登记、申请破产等相关事务。
    特别指出的是，在外资企业因各种情况无法正常经营或转入清算程序时，外国投资者可以全权委托专业律师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临时管理机构”或“清算组”，负责全面接管、处置外资企业的各项清理、清算、申请破产等工作。在此情况下，外国投资者既可消除外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可能受到人身威胁等危险的顾虑，也可在律师的专业组织下依法迅速地开展各项善后清理工作，保障外国投资者撤资计划的顺利实施。在此情况下，律师实际承担了外资企业清算组的职责，这与《破产法》中的破产管理人比较类似。
    但在我国专业的公司清算人队伍尚未依法建立的情况下，外国投资者在选任负责清算的律师时也需要谨慎行事。因为，外资企业的接管、清算有着比较特殊的程序和内容要求，并非任何一个执业律师均能熟练掌握的。在当前阶段，外国投资者选任负责清算的律师也有一个相对比较方便的方式，即可以从各地省级人民法院公布的《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中选择，因为《企业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中所公布的律师事务所和律师均是从拥有丰富的公司清算、破产业务处理经验的机构、个人中选择的优秀者。
    此外，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外国投资者正常履行清算义务本身不会导致对外资企业的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其他赔偿责任，也无需另外向外资企业投入清算费用，清算费用可以从外资企业的财产中予以优先支付。如果外资企业经清算发现财产不足以支付清算费用或清偿债务的，则清算组可直接向法院申请破产，法院在按照《破产法》规定的程序审查核实的基础上，也会直接裁定终结外资企业的破产程序。因此，外国投资者应当消除因为清算本身可能增加自身承担民事责任的疑虑，依法、及时地履行自己的清算义务，妥善的处理好撤资的相关事务。
    （四）     在外资企业破产情况下的撤资方式中
    外资企业在主动选择申请破产的方案时，应事先委托律师对外资企业进行全面调查、分析，进行充分的法律论证，谨慎地选择最合理的破产方式。
    根据《破产法》的规定，三类破产方式对外资企业、外国投资者的影响是非常不同的，特别是破产重整程序。因为在破产重整程序中，外国投资者可以在破产程序的特殊法律保护措施（如暂停债务清偿、解除财产保全措施、中止执行程序、担保权暂停行使等）下，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资产重组等方式，同时实现外资企业重生和撤资计划，一举多得。
    此外，根据《破产法》的规定，外资企业一旦进入破产程序，除破产重整程序中经法院批准的情况外，必须将外资企业全面交由法院指定的破产管理人接管、处置，外国投资者即丧失了对外资企业的实际控制权。但在此情况下，律师仍可协助外国投资者、外资企业高级管理人员处理破产管理人及法院要求办理的与身份无关的事务，并指导处理与身份有关的法律事务，避免因处理不当而被追究罚款、拘留、赔偿以及刑事等法律责任。
    综上，在外国投资者依法、顺利撤离在中国的投资事务中，律师的专业优势及可以发挥的作用不言而喻。在律师的协助下，外国投资者在撤资方案的拟定、法律程序的把握、具体事务的处理、突发事件的应对等方面均可充分维护自身的合法利益，避免因不尽法定义务或犯罪行为而导致相关责任单位、人员在中国或在所在国被追究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法律风险。在现实经济生活中，对于“无产可清”、“无产可破”的外资企业，外国投资者也应该正常履行清算、申请破产的义务，以避免由此留下不良信誉记录，妨碍其再次进入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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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商非法撤资法律问题分析

袁晶

    背景介绍：
    近几年，在华韩资企业非法撤离事件时有发生。而自2007年下半年以来，韩国老板“半夜逃逸”的事情更是愈演愈烈。伴随韩国老板撤离的，还往往包括企业的存货、设备等价值较高的物品；留下来的，除了所欠的工人工资、供应商货款、银行贷款、税款等债务，便只剩下租赁的现已“人去楼空”的厂房。在华韩资企业的“半夜逃逸”已造成了在华韩企的“诚信危机”。扣押韩国老板索要工资、货款的“自力救济”方法也时有发生。
    目前，韩资企业非法撤离问题，已经引起了中韩两国政府的高度关注。据韩联社消息，韩国政府于近日表示，就最近在华韩资企业的非法撤离问题，计划与中方磋商韩资企业圆满撤离的方案。同时，针对近期在华韩资企业恶意及非法撤离事件，在韩国政府调查团对在华韩资企业非法撤离进行实地调查的基础上，韩国产业资源部与政府相关部门及企业支援机关共同制定了有关对策。其主要内容是，外交通商部在北京成立以驻华韩国使馆法律专家组成的“困难企业商谈支援中心”，对当地韩资企业提供帮助。在非法撤离事件集中的山东省，成立以驻青岛韩国总领事馆、大韩贸易投资振兴公社及中小企业支援中心等人员组成的企业清算对策班。
    针对韩国企业非法撤离问题，本文将通过分析韩国企业非法撤离的动因、法律性质、法律责任，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中韩两国能加强合作，规制韩商的恶意撤资行为。
    一、在华韩资企业撤资的动因
    在过去的几年里， 韩国投资者，曾经是中国各地方政府，特别是距离韩国地理位置较近的青岛市政府招商引资的主要对象之一；在华韩资企业，曾为促进经济发展、解决劳动力闲置等问题作出了一定的贡献。那么，究竟是何种动因促成了在华韩资企业的连夜撤退？笔者认为，从宏观角度分析，韩资撤退的主要动因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劳动合同法》的实施
    部分在华韩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的企业，属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企业管理水平较低，主要靠利用外资的政策优惠（如三减两免）和廉价的劳动力来赚取利润。这些企业通常不与中国职工签订劳动合同，不为职工购买劳动保险，加班加点频繁。根据刚刚颁布实施的《劳动合同法》，用人单位自用工之日起即与劳动者建立劳动关系。建立劳动关系，应当订立书面劳动合同。用人单位应当严格执行劳动定额标准，不得强迫或者变相强迫劳动者加班。用人单位安排加班的，应当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向劳动者支付加班费。用人单位不为劳动者购买社会保险，劳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劳动合同法》实施的直接影响就是提高了在华企业的劳动力成本，这无疑降低了中国招商引资的吸引力，切断了部分在华韩资企业的主要利润来源。面对企业即将遭遇或已经遭遇的困境，企业老板选择逃逸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企业所得税法》的实施
    《企业所得税法》实施之前，我国一直实行两套税制，内资企业为33%，外资企业可享受15％或24％的优惠税率。而根据《企业所得税法》，内外资企业的税率统一为25%；高新技术产业实行15%的税率；微利的中小企业享受20%的优惠税率。同时，《企业所得税法》公布前已经批准设立的企业，依照当时的税收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享受低税率优惠的，按照国务院规定，可以在本法施行后五年内，逐步过渡到本法规定的税率；享受定期减免税优惠的，按照国务院规定，可以在本法施行后继续享受到期满为止，但因未获利而尚未享受优惠的，优惠期限从本法施行年度起计算。笔者认为：《企业所得税法》关于内外资所得税率统一的规定，虽然逐渐增加了外资的税负，但却不会成为层次高、规模大的实力外资的撤资因素，导致外资撤资的主要税负原因是减免税优惠的逐步取消。据调查，近几年在青岛的韩资企业主要为中小型企业，这些企业经常在享受政策期满后，会注销原厂，改头换面，成立新厂，然后由新厂继续享受优惠政策。对于这种企业，减免税优惠的取消很大程度上切断了企业的利润来源，是引发该类企业撤资的因素之一。
    （三）人民币的升值
    人民币升值也是影响外资撤资的因素之一。由于在华韩资企业员工的工资是用人民币支付的，随着人民币升值，企业劳动力成本必然增长。同时，人民币升值，意味着包括原材料在内的中国的商品价格更昂贵，韩资企业的经营需要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对以出口为主的产业来说，人民币升值会降低其产品的国际竞争力。因此，人民币升值降低了中国市场招商引资的吸引力。
    （四）限制外商投资的政策导向
    自2005年以来，中国的外资政策开始调整，逐步对外商投资进行限制性调整，一定程度上缩小了外资优惠的范围和力度。如：对在华加工企业与其境外关联公司的转移定价行为，实行根据海关的重新估价征税；调整出口退税政策，取消部分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降低部分出口产品的出口退税率；向外商投资企业征收土地使用税，等等。这些政策的实施，旨在限制外商逃避税负、增加国家税收收入、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和效率。但这些政策的实施，也直接导致了部分依赖和利用政策优惠赚取利润的韩资企业的撤资。
    二、非法撤资的法律定性
    在华韩资企业非法撤资事件，几年来一直存在。非法撤资行为，直接侵犯了中国债权人的利益和中国的国家利益。在华韩资企业非法撤资，虽然早已引起了相关政府部门的重视，但由于中国法律对非法撤资行为法律定性和法律责任的规定较为模糊、中韩两国法律制度的差异以及国际法的相关规定，中国政府一直没有有效的办法追究逃逸韩商的责任，也没有制订相关的法律政策来预防该类行为的发生。关于在华韩资企业的非法撤资行为的法律定性问题，学术界也一直没有明确统一的看法。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界定非法撤资的法律定性。
    （一）不履行清算义务
    根据《国务院关于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自2008年1月15日，《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被废止。《外商投资企业清算办法》被废止后，外商投资企业清算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
    一些在华韩资企业陷入资不抵债后，既不通知公司债权人、职工，也不办理注销登记，而选择一夜之间一走了之。主管机关在得知韩商非法撤资后，能做的只能是依法吊销企业的营业执照。根据中国《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公司因依法被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关闭或被撤销而解散的，应当在解散事由出现之日起十五日内成立清算组，开始清算。有限责任公司的清算组由股东组成，股份有限公司的清算组由董事或者股东大会确定的人员组成。因此，不管在华韩资企业基于何种原因而被吊销营业执照，相关股东或/和董事应当具有清算义务。如不履行清算义务，则应承担相应的清算责任。
    （二）滥用股东权利和公司法人独立地位
    根据《公司法》第二十条，“公司股东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依法行使股东权利，不得滥用股东权利损害公司或者其他股东的利益；不得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损害公司债权人的利益；公司股东滥用股东权利给公司或者其他股东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公司股东滥用公司法人独立地位和股东有限责任，逃避债务，严重损害公司债权人利益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部分在华韩资企业股东利用其优势地位，操纵公司，用转移、隐匿财产、承担虚假债务等方式，造成公司资不抵债的假相，并一走了之，将巨大损失转嫁给公司债权人。这种行为严重损害了公司债权人的利益，是对其股东权利的滥用，也是对公司独立人格的滥用。
    （三）刑事犯罪
    虽然非法撤资韩资企业的逃逸方式类似，但根据企业的具体情况，其涉嫌的犯罪也不尽相同。根据《刑法》的相关规定，韩商非法撤资可能涉及的罪名包括:
    1、合同诈骗罪。本罪适用以下情形：
    在华韩资企业相关人员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或者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且数额较大。
    2、逃避追缴欠税罪。本罪适用以下情形：
    在华韩资企业在撤资前已经拖欠税款，欠税后转移或者隐匿资产，并一走了之。这种行为直接导致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侵害了国家税收征管制度，如果逃避追缴欠税数额在一万元以上，则构成犯罪。
    3、非法处置的财产罪。本罪适用以下情形：
    财产已经被查封、扣押、冻结的韩资企业对被查封、扣押财产隐蔽、转移、变卖和毁损，且情节严重。
    4、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本罪适用以下情形：
    韩资企业在接到人民法院执行民事判决通知后，迟迟不履行法院判决，并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
    三、非法撤资的法律责任及其追究
    （一）法律责任
    1、民事责任
    （1）清算责任
    如果股东不及时履行清算义务，造成公司财产损失，不能适当履行对债权人的债务，或者造成债权人为了实现自己的债权，付出了不必要的成本，股东均应当对此承担赔偿责任。
    在华韩资企业非法撤资后，留下的或者是空空的厂房，或者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烂摊子，被吊销营业执照后，韩国股东和/或董事也不会到中国组织清算，如果股东怠于组织清算的行为造成债权人可得利益的减少，那么根据中国法律，韩国股东应当承担清算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股东责任范围仅限于由于股东怠于履行清算义务给债权人造成的额外损失，并不是股东个人承担公司债务。这种责任也仅仅适用于企业正常经营出现资不抵债，股东不履行清算而逃逸的情形。
    （2）滥用股东权利和法人独立地位所应承担的连带责任。
    在华韩资企业如果滥用股东权利和法人独立人格，带来的后果是法人人格的否定。只要法人成了在华韩资企业背后的主体借以逃避法律责任或牟取不当利益的“合法”外衣，损害了债权人和东道国的利益，即可适用法人人格否认制度，揭开公司面纱，由韩资的出资人、股东或其他有关责任人直接承担法人的债务或责任。
    2、刑事责任
    在非法撤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逃避追缴欠税罪，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的情况下，应当根据中国相关法律的规定，追究单位和出资人、股东、高级管理人员等的刑事责任。
    （二）法律责任的追究
    虽然根据现行中国法律，在华韩资企业非法撤资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形追究韩资企业和相关责任人的清算责任、股东直接责任、刑事责任，但是在实践中却由于以下因素而使得执行相对困难。
    1、中国民事判决的域外执行相对困难。
    股东的清算责任和滥用股东权利和法人独立地位的民事责任在中国国内通常以民事判决赋予公信力和执行力，但如果根据中国的民事判决来追究已逃逸回国的韩商的民事责任，就涉及到一国民事判决的域外执行问题。
    承认与执行外国法院判决是指一国法院承认和执行另一国法院就某些涉外民事案件所作出的判决。一国法院的判决，原则上只能在该国领域内产生法律效力，它本身没有域外效力。只有在判决得到有关国家的承认时，该判决才有可能在承认的国家具有法律效力。在国际实践中，一国法院的判决，要得到另一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必须在两个国家之间订有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判决的国际协定；或者共同参加一个有关方面的国际公约；或者通过外交途径，两国达成临时协议；或者当事人按照履行地国家的法律规定，履行一定的诉讼程序。否则，彼此都可以拒绝承认和执行对方法院的判决。
    目前，由于中韩两国之间相互承认和执行对方国家的民事判决尚存在不少障碍，所以纵然根据中国法律可以追究撤资韩商的民事责任，但相应的民事判决要得到韩国法院的承认和执行，尚有一定难度。
    2、追究韩商的刑事责任有一定难度。
    （1）根据2002年4月12日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引渡条约》第2条，就本条约中，可引渡的犯罪是指在提出请求时，根据双方法律可处以至少一年有期徒刑或者更重刑罚的犯罪。
    因此，要成功引渡逃逸回国的韩商，必须满足以下条件，即韩商的非法撤资行为根据中韩两国的法律均可处一年有期徒刑以上的刑期或更重的处罚。
    （2）根据中国法律，要认定韩商非法撤资构成刑事犯罪，就要“排除合理怀疑”。但现实中，逃逸的韩资企业的经营管理制度往往不太规范，逃逸后，留下的仅仅是租赁的空荡荡的厂房，司法机关即使介入，要获取韩商涉嫌刑事犯罪的证据也有一定困难。因此，中方通常需要花费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获取证据向韩国当局提出引渡请求。
    四、建议
    “半夜逃逸”，作为一种与当今社会倡导的 “诚信”背道而驰的行为，自然应受到谴责。但谴责之余，作为中国律师，需要思考的是“我们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一）我们应该看到，有很多撤离的韩资并没有恶意转移、隐匿财产，而仅仅是不履行合法的撤资程序。作为律师，我们提供的建议如下：
    1、在华韩资企业因为经营困难而准备撤资时，应当及时组织清算，清算中发现企业资不抵债后，向法院申请和解或破产清算。
    2、在华韩资企业如打算撤资，可以聘请律师管理公司资产、设计员工安置方案和债权债务处理方案等。企业如果资不抵债，则可以聘请律师设计和解、申请破产等处置方案。
    （二）我们也应该看到，虽然目前因韩商非法撤资而遭受损害的债权人大部分选择“不了了之”，但实际上并非没有办法追究韩商的法律责任。我们提供的建议如下：
    1、包括供应商、企业员工、银行在内的中国债权人可以到韩国进行域外民事诉讼。
    2、韩国法律关于法人人格否定、股东依照章程履行出资义务等规定，给我国债权人进行域外民事诉讼提供了法律依据。但域外诉讼的特点决定了债权人必须面对由于司法制度差异、事实调查举证、人力物力成本等问题。由于案件涉及中、韩两国，债权人可以同时委托中、韩两国律师，通过两国律师在事实调查举证等方面的合作，取得良好的诉讼效果。
    结语：
    韩商非法撤资，先例不少，如果没有有效的办法规制，相信还会接踵而至。希望通过两国政府及两国律师同仁的相互合作，尽快形成追究非法撤资韩商民事或刑事责任的司法判例，以期解决中国政府对韩商非法撤资的“束手无策”问题，也对挽救韩商在华“信用危机”起到良好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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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资企业非法撤离面临刑事法律风险

庄慧鑫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多家在华韩资企业出现非法撤离现象，进入2008年以来，这种现象仍在持续，关于韩资企业连夜逃逸的新闻屡屡见诸报端，甚至酿出中国工人因担心韩国老板逃离而扣押7名公司高管的恶性事件。
    这一现象已引起中韩两国政府的关注，双方启动了所有的磋商渠道，韩国政府明确表示：为了防止其负面影响扩散到正常营业的企业，针对那些在当地犯罪后，为逃避责任而回国的企业家，政府正在研究将其移交司法处理的方案。如果中方受害者向韩国国内司法部门对拖欠工资和欺诈等不法企业提起刑事诉讼，政府将根据掌握的证据，按照韩国法律进行制裁；如果中方受害者要求按照中国法律进行制裁，政府将根据《中韩引渡条约》或采取相关措施。
    刑事制裁有利于中韩长远利益
    韩资非法撤离事件使在华韩企遭遇诚信危机，给中韩经济合作带来了负面影响，如不加以遏制，必将损害中韩两国国民的长远利益。而刑事司法制裁无疑是最有强制性与威慑力的追究手段，对损害韩企声誉的不良商人移交司法处理，有助于维护中方受害者的合法权益，捍卫两国司法权威；通过发挥刑罚的社会防卫功能，使在华韩资企业明智地选择合法撤离，既有利于韩资企业稳妥顺利地撤资，避免法律风险，又可以达到防患于未然的理想效果。
    笔者结合实际发生的事例，立足我国刑事法律规定，认为韩资企业非法撤离往往涉及以下几个罪名：
    贷款诈骗罪
    韩资企业在逃离时大多拖欠银行高额贷款，而其用作抵押的机器设备等物或者被转移隐匿，或者价值虚高、根本不足以偿付贷款。银行面对空空如也的厂房（一般是由韩企租赁的）和并不值钱的机器设备，收回贷款的希望渺茫，就不得不寻求刑事司法救济途径。我国刑法典第193条规定了贷款诈骗罪，在列举了四种犯罪情形后，设置了一个“兜底条款”——“以其它方法诈骗贷款的”。根据权威的学理解释，“其它方法”可体现为借贷后故意转移资金或资产拒不归还的情形，某些韩企非法撤离的具体表现无疑与之极为吻合。
    判断是否构成贷款诈骗罪的关键，在于借款人主观上是否有非法占有金融机构贷款的目的，而这种主观目的会通过借款人在贷款前后的行为表现出来。现实情况中，个别韩资企业贷款时超出抵押物价值提供担保，贷款到手后挪用、转移资金，贷款到期时并不是积极还贷而是一走了之，其非法占有的目的相当明显。受害银行无需等到贷款到期再去报案，司法机关也无需等到韩企撤离再介入调查，因为那时可能已经错过了最佳的追究时机。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将“隐匿贷款取向，贷款期限届满后，拒不偿还的”列为“其他严重情节”，可处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将“携带贷款逃跑的”列为“其他特别严重情节”，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合同诈骗罪
    非法撤离的韩资企业几乎无一例外地拖欠供应商货款，逃离之举实质上是一种恶意逃债行为，是一种情节严重的合同欺诈。至于民事欺诈和合同诈骗罪的界限，我国刑法制度体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原理，将是否实际骗取了对方当事人数额较大的财物作为区分标准。
    我国刑法第224条规定了合同诈骗罪，本条明确列举了本罪客观方面的几种表现形式，其中“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贷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赫然在目。个别韩资企业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根本没有履约诚意或者明知自己无履约能力而故意虚构事实或隐瞒真相，诱骗对方当事人与之签约；在收到货物后就溜之大吉，其非法占有之目的昭然若揭，应以合同诈骗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根据刑法规定，犯合同诈骗罪的，如涉案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可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数额特别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可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单位犯本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上述规定处罚。
    逃避追缴欠税罪
    中国“入世”后，为保护民族产业，促进平等竞争，对原先给予外企的超国民待遇（如税收优惠）越来越加以限制；而就税务部门的执法实践来看，很多中小型韩资企业在税收方面存在一些难以恭维之处。如果说拖欠税款尚属于行政法调整的范畴，那么欠税后采取转移或者隐匿资产的手段，致使税务机关无法追缴欠缴的税款，则是对国家税收征管制度的侵害，就应纳入刑事法律规制的范畴。
    我国刑法典在设立本罪时，也在定量定性有所体现，即逃避追缴欠税数额较大的行为才构成本罪；而其实这里的“数额较大”的起点并不算高，逃避追缴欠税数额达1万元以上的，就可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欠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数额达10万元以上的，就可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欠缴税款1倍以上5倍以下罚金。
    拒不执行判决、裁定罪
    笔者了解到，青岛一家韩资企业拖欠工人工资三十多万，经民事诉讼二审判决劳方胜诉，韩资企业迟迟不履行法院判决，竟然在一夜之间全部搬空，工人工资没有着落，只好由当地政府解决。对人民法院的判决、裁定有能力执行，而选择非法撤离的方式拒不执行，无疑是对司法权威的挑衅，应依照刑法典第313条，追究相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可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人具有下列情形的，应当认定为“情节严重”：在人民法院发出执行通知以后，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已被依法查封、扣押或者已被清点并责令其保管的财产，转移已被冻结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隐藏、转移、变卖、毁损在执行中向人民法院提供担保的财产，致使判决、裁定无法执行的……负有执行人民法院判决、裁定义务的单位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为了本单位的利益实施上述行为，造成特别严重后果的，对该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刑法第313条的规定处罚。
    人民法院在执行判决、裁定过程中，对拒不执行判决、裁定情节严重的人，可以先行司法拘留。认为拒不执行判决、裁定人的行为已构成犯罪的，应当将案件依法移送行为发生地的公安机关立案查处。
    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
    就目前发生的韩资企业非法撤离事件来看，其中有部分企业是已经涉讼的，其名下的财产存在被司法机关查封扣押的。如果企业间所发生的纠纷还属于民商事争议的话，对查封扣押财产擅自隐蔽、转移、变卖和毁损就涉嫌犯罪了。
    我国刑法第314条规定了非法处置查封、扣押、冻结的财产罪，量刑标准为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罚金。
    引渡的可能性与障碍
    中韩两国间订立了引渡条约，该条例现已批准生效。如果非法撤离的韩资企业及其职员涉及上述犯罪，对行为人予以引渡并追究其刑事责任在理论上是可行的，在实际操作上也有可能性，但毋庸讳言，也存在诸多障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大韩民国引渡条约》，中韩双方彼此负有引渡义务，任何一方有义务根据本条约的规定，应另一方请求，相互引渡在其境内发现的被另一方通缉的人员，以便就可引渡的犯罪进行追诉、审判或者执行刑罚。
    可引渡的犯罪须根据双方法律可处以至少一年有期徒刑或者更重刑罚的犯罪，而且对此加以认定时遵循实质相似性原则，不要求罪名、犯罪种类、构成要件是否同一。结合前述五种罪名与实际情况，若从行为上作整体考虑，也符合引渡的条件，尤其是对逃避追缴欠税罪，被请求国不得以其法律没有规定同类的赋税为由而拒绝引渡。
    然而，中韩双方均有权拒绝引渡其国民，当然如果韩国因此不准予引渡本国商人，韩方应根据中方的请求，将案件提交其主管机关，以便依韩国法律予以追诉。如果韩方主管机关正在对被请求引渡人就引渡请求所针对的犯罪进行追诉，或者已决定不对被请求引渡人提起诉讼，或者已经决定终止诉讼；可以拒绝引渡。
    中韩引渡实践与预期
    从韩国向中国引渡的实践来看，曾有过较成功的引渡先例，被请求引渡人涉嫌的犯罪包括走私、贩卖毒品等。从所涉及到的罪名来看，打击毒品犯罪是各国共同关注和致力的，至于在商业领域的犯罪规制能否达到前者的合作程度尚可期待。
    韩国政府现已表示将对逃逸回国的商人移交司法处理，但到底会有何举措尚不明朗，但极有可能以被请求引渡人是本国国民为由拒绝引渡，而依韩国法律予以追诉。这就可能需要中韩两国在送达、调证、鉴定、执行等方面进行司法互助，中方须向韩方提交与案件有关的文件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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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ance of MNEs

Yuan Jing

   [中文概要]跨国公司，是国际直接投资的主要方式之一。跨国公司通常由投资国的母公司和东道国的子公司构成。尽管母公司和子公司属于相互独立的法人，但在经济上它们又相互联系，母公司通常管理和控制着子公司。为了推行全球战略，母公司经常把子公司作为其商业政策的工具，甚至不惜牺牲子公司的利益来追求跨国公司利益的最大化。根据法人人格制度，即使子公司由于母公司的指示或行为而遭受了损失，母公司也不负任何责任。因此，法人人格制度不仅给子公司的少数股东和债权人带来损失，也影响东道国的社会利益。另外，母公司和子公司间进行定价转移，逃避税务，也是跨国公司存在的法律问题之一。对于上述滥用法人人格制度，规避法律和税收，损害债权人和东道国利益的行为，应该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制，这是国际社会，特别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东道国的共同心愿。

Introduction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 (MNE), as a main way of direct investment,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global economy. MNE is composed of parent company established in home country and subsidiaries in host countries. Although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are independent legal entities, it is the economical connection that bonds them together, with the prerequisite that parent company exercises control over the activities of subsidiaries. In pursing global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interests of the MNE as a whole, parent company establishes subsidiaries in other countries to realize its business strategy and maximize its own interests at the expense of the subsidiaries. As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s, even subsidiaries induce debts due to parent companies’ indications and conducts, they have to be responsible for their own debts. Thus, not only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creditors suffer losses, social interests of host countries, in some cases, would be impaired. Nowadays, the problem that whether parent company should be held responsible for her subsidiaries’ debt has received worldwide concern. What is more, establishing subsidiaries in host countries are a good way to evade tax by transfer pricing, which would lead to the revenue loss of host countries. Nowadays, it is the common sense of all countries, especially developing countries, that there should be effective rules to govern MNEs for their evasion of laws to protect the minority shareholders, creditors, and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the social interests of host countries.
   This paper will be written in the context of China. Chapter 1 will be a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MN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Based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MNE, Chapter 2 will focus on the responsibility assumed by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and then give an answer whether parent company should be held liable for the debts of subsidiaries in certain cases. Chapter 3 will discuss the evasion of law of MNEs. In details, it will focus on tax evasion by transfer pricing in associated entities, such as parent company and its subsidiaries, by abusing preferential taxation policy of host countries. Then it will focus on the adjustment method and policy by Chinese government.

Chapter 1 General Introduction of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Before analyzing the responsibility of MSE, what will be discussed below is the definition and characteristics of MNE.
   1.1 Definition
   What i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s also called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s or Multinational Corporations. Until recently, there is not a uniform definition of MNEs. According to The OECD Guidelines for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s comprised of  ‘companies or other entities whose ownership is private, state or mixed, establish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so linked that one or more of them may be able to exercise a significant influence over the activities of others and, in particular, to share knowledge and resources with the others”[1]. Still, United Nations Center on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UNCTC) defines it as “it is composed of the entities set up in two or more than two countries, no matter what the form of law and degree of latitude of the entities are; the operations of a corporation are made through one or more decision centers according to a certain decision-making system; the entities may have a consistent policy and collective strategy; because of the ownership or other factors, one or more entities can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conduct of other entities, especially in the sharing of knowledge, resources and liabilities.”[2]
   Most Chinese scholar agree with the definition in Code of Conduct of Multinationals, which is defined that: “Multinational enterprises include enterprises, whether they are of public, mixed or private ownership, which own or control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services or other facilities outside the country in which they are based”.Professor Jinsong Yu holds that: “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s an economic organization, is the same with general business corporations with corporate personality in legal character; but it has brought some special legal issues owing to its inherent distinctive features.  The entities within 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are independent, but they constitute an aggregate under the control of the parent company. In respect that it has a common commercial purpose, a central control and interior integration, a transnational corporation has the features of a corporation. It is an economic entity, but not a legal one”[3]
   1.2  Legal elements
   Despite some difference among all the definitions, they share some characteristics in common:
   1.2.1  Multinational
   A MNE is composed of different independent legal entities dispersed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these legal entities are established as either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s according to the law of host countries or other kinds of legal subjects like branches and associates. Factually, parent companies to some extent control or have an important impact on legal entities through ownership or other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in host countries .
   1.2.2  Close relationship among different entities
   A MNE is neither the subject of international law nor of domestic law. Instead, it is an aggregate of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branches or associates under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like ownership or other contractual relationship makes it easier to share information, techniques and resources or assume responsibility.[4] The central controlling makes MSE not a legal entity but an economic entity.[5]
   1.2.3  Global business strategy and central management
   The business strategy of a MNE, not based on respective subsidiaries in certain districts but on the MNE as a whole, is to pursue the maximization of MNEs’ interest to the largest extent and in the long run. The global strategy is made by the parent company which has high-centralized administration over all respective legal entities.

Chapter 2 Responsibilities between Parent Companies and Local Entities  

   Limited liability, as refuge of shareholders, especially shareholders in parent company, sometimes would be a danger to social interests of the host countries when parent company abuses her controlling rights and management advantages. 
   2.1  Legal grounds
   When it comes to the question whether parent company should assume responsibility for her subsidiaries, there are three mainly opinions:
   2.1.1  Strict limited liability
    According to this principle,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are different legal entities established under different legal systems, and also, shareholders of a corporation are not personally liable for debts incurred or torts committed by the firm.[6] So, one legal entity’s debt cannot be transferred to other legal entities. That is to say, parent company should not be held liable for the act of her subsidiaries.
   2.1.2 Enterprise liability
   According to this analysis, a MNE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uniform business entity. The entire corporate group should be held liable for the any torts committed by its respective legal entities.
   2.1.3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This principle admits that parent company and her subsidiaries are different legal entity, still, when the conception of corporate entity is employed to defraud creditors, to evade an existing obligation, to circumvent a statute, to achieve or perpetuate monopoly, or to protect knavery or crime, the courts will draw aside the web of entity, will regard the corporate company an association of live, up-and-doing, men and women shareholders, and will do justice between real persons.[7]
   All these three principle have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A prevailing opinion in China nowadays is “we should retain limited liability as a basic principle and 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 as an exception in some cases.”[8]
   2.2 The application of limited liability on MNEs
   The reasons for the application are: firstly, it can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that can offer a lot of employments as well as stimulate the internal market, which i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a; secondly, limited liability is an effective way to disperse the investment risks of foreign investor, thus it may encourage the collaboration between foreign investors and host countries (China), as well as protect the investors of host countries in the case of joint venture corporations. The form of joint venture which necessitates the technology transfer as a foundation is helpful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of China; thirdly, although limited liability may be unfair to creditors, weighing the advantages against disadvantages, it is still very helpful for the economy of China. In order to endure the protection of foreign investors, almost every state has adopted the standard of national treatment, that is to say, foreign investors enjoy the same rights as those enjoyed by investors of host countries. What is more, some developing countries even grant foreign investor more favorable treatment than that of nationals to en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ent.
   If host countries provide limited liability for nationals and exercise joint liability on foreign MNEs at the same time, it would constitute discrimination between nationals and foreign investors, which not only obey“national treatment principle articulated in Article 2(2) of the Charter of Economic Rights and Duties of States”[9], but also impede the foreign investment in host countries. Thus, Professor Qiong Dai argues that: limited liability should be provided for China subsidiaries of foreign MNEs.[10]
   2.3  Piercing corporate veil in certain conditions
   If we partially emphasize that MNEs are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s which have limited liability, sometimes, it may impair the creditor’s interests as well as the social interests of the host countries. So while affirming the subsidiaries as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s, it is necessary to pierce corporate veil and hold the parent company liable for the liability of her subsidiaries. Reasons are as follows:
   First, the abuse of limited liability by MNEs, deviates form the original social and economic purpose of corporation system. What is more, the abuse of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 and limited liability, such as to evade obligation, to evade laws, to pursue monopoly, would endanger the social interests of host countries and disturb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market.
   Second,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is considered as a potential solution for the achievement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developing countries. “The premise of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ovement is that corporations, because they are the dominant institution of the planet, must squarely face and address the social and environmental problems that afflict humankind”[11] It is more and more realized that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may “provide human rights, labor, and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s to the communities in which they live and to the people they employed.”[12] Thus, besides maximizing shareholder’s interests as primacy, MNEs shall assume responding social responsibility in such cases: subsidiaries’ acts result in polluted air and water; unhealthy working condition that impair health of employees, pursuing of parent company’s interest at the expense of subsidiaries’ which impair social interest of host countries. In such cases, subsidiaries usually are indebted and can not undertake all the responsibilities. If limited liability is applied, parent company may be shielded from the responsibility that she is supposed to assume.
   Third, it is unfair to the creditors of subsidiaries when parent company control her subsidiaries in host countries where subsidiaries act on behalf of parent company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agency relationship. In such cases, creditors usually have sufficient reasons to believe that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are uniform legal entity. If subsidiaries become indebted due to parent company’s act or order, based on limited liability principle, the liability of parent company is only limited to her shares in subsidiaries. This is contrary to social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and would impair creditors’ interests and transaction safety.ety.
   Fourth, the application of piercing corporate veil would curb MNEs from pursuing illegal interests by means of abusing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 system. The denying of subsidiaries as independent legal persons in some cases accords with some principle in civil law such as honesty and credit, public justice, forbidding the abuse of rights, and would to the large extent supplement the traditional corporate legal person system.
   According to Company Law of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limited liability shall be strictly complied with. When it comes to regulations on parent company and subsidiaries, only Article 13 has concerned rules: A company may establish subsidiaries, which shall possess the status of enterprise legal persons, and shall independently bear civil liabilities according to law.law.
   So if subsidiaries of foreign MNEs can not assume all the liabilities, which will impair the interests of China, Chinese Courts are not able to hold parent company liable; and also, there is no such case law in China. It is promising that there will be a revision on present Company Law regarding parent company’s liability in the future.

Chapter 3  Governance of MNEs’ Evasion of Law

   Theoretically, transactions among associated enterprises, which may lead to the shifting of debt or credit between parent companies and subsidiaries, are autonomous enterprise conducts which are unavoidable. Transfer pricing is a business strategy which should not be intervened by authorities for the reasons that it may reduce the transaction costs, improve the financial situation of the whole MNEs, etc. Thus, associated transactions have some positive effects. But if the purpose of associated transactions is to avoid the incidence of obligations or liabilities imposed by the law, which reduce the revenue of host countries, impair social interests or the third parties, they may be considered to be illegal.
   MNE is a good way of evasion of laws. I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 and subsidiaries, branches that makes evasion of law possible and convenient. Nowadays, there are not uniform rules regulating MNEs’ evasion of laws, yet, the rules on evasion of law in most cases is concerned with concrete problems, such as price transferring.
   3.1  Transfer Pricing
   Transfer pricing is the setting of prices in transactions that are not at ‘arm’s length’—for example, when one company sells goods to another company, but both companies have common ownership. There are several ways to determine the transfer price, including cost methods, market price methods, negotiation or even simply using an arbitrary figure. A goal of transfer pricing may be to maximize after-tax revenue by setting transfer prices that reduce the total tax paid.[13] So, MNEs serve as a good way to distribute tax liability of her affiliat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and determine the whole tax burden of the MNEs. Although sometimes, price transferring serves for internal managerial purpose, it may indirectly affect the tax liability and possible penalty for the multinational as a whole.[14]
   For China, a very important countries for MNEs’ direct investment, transfer pricing do a great harm to national economy, it can be described as following:
   Firstly, it minimizes the tax income of China. Joint venture is good example here. transferring the joint venture’s profits to parent company by pricing transfer, parent company gains the benefits at the expense that the Chinese shareholders cannot receive the benefits or dividend they are supposed to receive; China as the host countries cannot gain the interests by way of increasing tax income and relieving unemployment in case of bankruptcy; Chinese labor cannot improve their welfare, etc.
   Secondly, transfer pricing may result in a faked phenomenon that most foreign enterprises or joint ventures in China is indebted which will ruin China’s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s well as discourage foreign investment in China.
   The OECD Transfer Pricing Guidelines and the rules of the US are good models for national authorities to govern transfer pricing. According to Article 482 of Internal Revenue Code of the US: “In any case of two or more organizations, trades, or businesses owned or controlled directly or indirectly by the same interests, the Secretary may distribute, apportion, or allocate gross income, deductions, credits, or allowances between or among such organizations, trades, or businesses, if he determines that such distribution, apportionment, or allocation is necessary in order to prevent evasion of taxes or clearly to reflect the income of any of such organizations, trades, or businesses.” [15]Also, According to Article 9[16] of Articles of the Model Convention with Respect to Taxes on Income and on Capital, that is, that related companies should carry out their transactions between themselves on the same basis as would have applied had they been dealing at arm’s-length. Otherwise, the tax authority can choose the appropriate TPM which is defined by the law to price at arm’s length, adjust the amount of income and levy accordingly.[17]
   So, despite the autonomy by the MENs to set transfer pricing, “the tax authority can make an adjustment rather than punishment unless the transfer pricing is quite preposterous and the substantial result equates that of deliberate tax evade.”[18]
   In China, the first and most important legislation concerned with pricing transfer is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Foreign-funded and Foreign Enterprise Income Tax (FEIT Law). According to Article 13, The payment or receipt of charges or fees in business transactions between an enterprise with foreign investment or an establishment or a place set up in China by a foreign enterprise to engage in production or business operations, and its associated enterprises, shall be made in the same manner as the payment or receipt of charges or fees in business transactions between independent enterprises. Where the payment or receipt of charges or fees is not made in the same manner as in business transactions between independent enterprises and results in a reduction of the taxable income, the tax authorities shall have the right to make reasonable adjustment.  This article provides the main principle as to making transaction price among associated enterprises and also provides a tax authority controlling the transfer pricing abuse. A conclusion could be drawn from this article is that the existence of associated enterprises i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