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研究

关于劳动争议仲裁时效问题的探讨
劳动法律事务部 谭天

内容摘要：随着《劳动合同法》、《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就业促进法》、《劳动合同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的相继出台，劳动法律在实体法和程序法方面日臻完善，对广大劳动者来说无疑是有利的维权武器。尤其是《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的颁布实施，第一次完整的规定了劳动争议调解仲裁程序。但是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由于与《劳动法》在申请仲裁时效方面规定的不一致，导致法律衔接出现了问题。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如何解决类似的问题？本文希望通过对仲裁时效问题不同观点的分析，突出法律解释在法律职业群体执业过程中的作用，为大家解决类似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关键词：仲裁时效、法律解释、合法性、合理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于2008年5月1日正式实施。为了公正及时地解决劳动争议，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促进劳动合同和谐稳定，该法对当事人在劳动争议的调解、仲裁中享有的实体和程序权益作出了明确的规定。其中第二十七条第一款对劳动争议仲裁时效问题作出了明确规定：“劳动争议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为一年，仲裁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起计算。”在此之前，劳动争议当事人的仲裁申请期限一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八十二条的规定，即：“提出仲裁请求的一方应当自劳动争议发生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请。”从前后两个规定的对比中可以看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对劳动法中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进行了大幅度的延长，更有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由于前后两个时效的期限不一致，因此在仲裁时效的适用问题上出现了不同的理解。
    笔者最近就遇到了类似的案例，劳动者陈某于2008年3月17日与用人单位终止了劳动合同关系，陈某于2008年8月1日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请求裁定用人单位支付加班费、经济补偿金及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等。本案争议的焦点问题是陈某提起劳动仲裁时是否已经超过了仲裁时效。本案经过了劳动仲裁、一审、二审程序，对仲裁时效的问题有不同的理解。本文通过对几种不同的观点进行分析，以求找到一种合适的解决时效问题的办法，为大家在今后的实践中解决时效问题提供一种思路。
    一、仲裁时效的意义
    时效是指一定的事实状态持续存在一定时间后即发生一定法律后果的法律制度。仲裁时效具体来说就是指权利人于一定期间内不行使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保护其民事权利的请求权，就丧失该请求权的法律制度。
    对劳动争议案件规定仲裁时效，有以下几个方面的意义：第一，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时效制度的作用就在于使事实状态与法律状态相一致，从而结束当事人间的权利义务的不稳定状态，是之在法律上重新固定下来，从而维护了劳动关系的稳定。第二，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因仲裁时效完成后，权利人即丧失请求劳动争议仲裁机构保护其权利的请求权，因此仲裁时效就起到了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请求权的作用。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有利于劳动争议的尽快解决，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第三，有利于正确处理劳动争议案件。仲裁时效制度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从而使劳动争议仲裁机构尽快地介入劳动争议，这样因争议发生的时间较短，易于调查取证，便于正确处理，防止因年代久远、证据不全或难以辨认而导致错误裁决。
    目前，关于仲裁时效的衔接问题主要有三种观点：争议发生时间说、申请仲裁时间说、仲裁时效延续说。下面就结合规定仲裁时效的意义对这三种观点作简要的分析，
    二、仲裁时效适用的三种观点
    1、争议发生时间说
    该观点认为：由于仲裁时效的起算时间为“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其权利被侵害之日”，也即“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因此，以劳动争议发生之日作为适用仲裁时效的依据。如果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在2008年4月30日之前（含当日，下同），则适用六十日的仲裁申请期限；如果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在2008年5月1日之后（含当日，下同），则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
    该观点的合理之处在于符合法律条文的本意。但如果严格按照此种理解执行，会出现以下问题。以解除劳动合同为例，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08年4月30日，劳动者申请仲裁的期限为六十日，因此劳动者必须在2008年6月29日前申请仲裁；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08年5月1日，劳动者申请仲裁的时效为一年，因此劳动者只要在2009年4月30日前申请仲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就应当予以受理。比较两种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对于2008年5月1日前后发生劳动争议的劳动者，受保护的期限相差比较悬殊。该观点的缺点就在于对法律的理解过于刻板，缺乏灵活性，不利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这也是与立法目的相违背的。
    2、申请仲裁时间说
    该观点由以下几部分组成：首先，对于发生在2008年5月1日之后的劳动争议应当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没有异议；其次，对于发生在2008年4月30日之前的劳动争议，在2008年4月30日之前申请仲裁的，应当适用六十日的仲裁申请期限；第三，对于发生在2008年4月30日之前的劳动争议，在2008年5月1日之后申请仲裁的，应当区分以下情况：如果申请仲裁的时间在劳动争议发生之日后一年期限之内的，即视为没有超过仲裁时效；如果超过一年，就视为超过仲裁时效。
    仍以解除劳动合同为例：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07年5月3日，劳动者提出仲裁请求的六十日仲裁时效的最后一日为2007年7月2日，提出仲裁请求的一年仲裁时效的最后一日为2008年5月3日。根据该观点，如果劳动者在2007年7月2日之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没有超过六十日的仲裁时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受理；如果劳动者在2007年7月3日之后、2008年4月30日之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可以以超过仲裁时效为由，不予受理；如果劳动者在2008年5月1日之后、5月3日之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则应当适用一年的仲裁时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应当予以受理；如果劳动者在2008年5月4日之后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出仲裁申请，不应予以受理。
    该观点的合理性在于符合了仲裁时效的立法目的，最大程度的对劳动者申请劳动仲裁的权利进行了保护。但是，如果该观点得以实施，一些原本已经超过仲裁时效的劳动争议案件，可能重新被纳入新的仲裁时效的范围，这不仅不利于维护劳动关系的稳定，而且不利于督促权利人及时行使权利。另外，该观点还会造成已经超过六十日仲裁时效、被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决定不予受理、但是还没有超过一年仲裁时效的案件，面临当事人重新提起仲裁申请要求保护实体权利的问题，从而导致已经生效的仲裁文书的效力受到冲击，不利于法律关系的稳定。
    3、仲裁时效延续说
    鉴于上述两种观点的不足，有人提出了第三种观点，即：对于发生在2008年4月30日之前的劳动争议，应当适用六十日的仲裁时效；但是如果在2008年5月1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实施之日，权利人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并未届满，其提起仲裁的时效应以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规定的一年计算。
    举例说明：如果劳动者与用人单位解除劳动合同的时间是2008年3月17日，按照劳动法规定的六十日仲裁时效计算，劳动者应当在2008年5月16日之前提出仲裁申请；由于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自2008年5月1日起实施，劳动者申请仲裁的时效期间在该法实施之日并未届满，根据上述观点，劳动者提起仲裁的时效应以一年计算，即劳动者在2009年3月17日之前向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仲裁申请，都不应当认定为超过仲裁时效，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都应当予以受理。
    该观点的优点在于兼顾了前述两种观点，既避免了争议发生时间说的僵化，又避免了申请仲裁时间说的过度扩大而造成的混乱。在最大限度的保护当事人程序利益的同时，又不至于造成对当事人实体权利无限制的保护。
    4、对上述三种观点的总结
    上述三种观点均是对《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第二十七条第一款所作的法律解释。法律解释是指一定的人或者组织对法律规定涵义的说明，实际上，法律解释是特定的人或组织依据立法原意和法律意识对法律和其他规范性文件的具体内容和含义、术语所作的分析、说明和解答。法律解释是完备立法的需要。根据解释尺度的不同，法律解释可以分为字面解释、扩充解释、限制解释。解释的方法包括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目的解释等。
    上述三种观点中，争议发生时间说主要运用了文义解释的方法；申请仲裁时间说主要运用了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的方法；仲裁时效延续说在对法律条文进行扩充解释的同时，综合运用了文义解释、历史解释、体系解释和目的解释等多种方法，基本上实现了法律解释的目标，即解释者通过法律解释所要探求和阐明的法律意旨。
    三、结语
    本文开头提到的案例在仲裁和一审阶段，均适用争议发生时间说，以陈某的主张已过仲裁申诉时效为由，驳回了陈某的请求。二审法院适用仲裁时效延续说，认为陈某提起仲裁并未超过仲裁时效。从本案的判决中，我们可以看出法律解释的重要性，它是法律职业从业者的一个基本技巧和基本的工作方法。它可以引导我们探求立法者的原意，为我们更好的运用法律解决问题，实现立法目的提供一条正确的途径，真正实现合法性原则、合理性原则和客观性原则的有机统一。

    谭天，律师，主要从事劳动法律事务，办理过大量劳动仲裁与诉讼，具备为大型企业集团提供专项劳动法律服务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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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型案例

两个信用证纠纷案例
金融法律事务部   范征

    一、案情概述。
    案例一：
    2007年6月，青岛A公司与韩国B公司签订一份冷冻鳕鱼买卖合同。此后，A公司根据上述买卖合同，向C银行申请开立了以B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B公司随后持单据向韩国D银行申请议付，D银行受理后向C银行发出索偿通知。C银行审单后发现存在不符点（《包装清单》中包装每袋2×11公斤与每袋净重14公斤相冲突），遂向D银行发出拒付通知。
    同时，鉴于货物迟迟未抵达青岛，严重超过了正常运输期间，A公司向B公司进行了询问，B公司书面回函承认全部单据都是伪造的，其并未实际发运货物。
    2008年6月，D银行以议付行身份在青岛中院起诉C银行，请求判令C银行向其支付信用证项下本金及利息。
    案例二：
    2007年6月，A公司与韩国B公司签订第二份冷冻鳕鱼买卖合同，此后，A公司根据上述买卖合同，向E银行申请开立了以B公司为受益人的信用证。B公司随后持单据向韩国D银行申请议付，D银行受理后向E银行发出索偿通知。E银行审单后发现存在不符点（《非木质包装声明》中信用证号码错误，尾数应为0037，错打为0036），遂向D银行发出拒付通知。
    同时，鉴于货物迟迟未抵达青岛，严重超过了正常运输期间，A公司向B公司进行了询问，B公司书面回函承认包括全部单据都是伪造的，其并未实际发运货物。
    2008年4月，D银行以议付行身份在青岛中院起诉E银行，请求判令E银行向其支付信用证项下本金及利息。
    诉讼结果：
    以上两案件均在近期结束了二审终审，两级法院均驳回了韩国D银行的全部诉讼请求。
    二、法律分析。 
    1、关于信用证的不符点。
    按照UCP500、UCP600的有关规定，开证行有独立审查单据的权利和义务，有权自行确定单据与信用证条款、单据与单据之间是否在表面上相符，并自行决定接受或者拒绝不符点。
    上述两个案例中，两个开证行C银行和E银行均向议付行D银行提出了不符点，并最终主要依靠法院对不符点成立的认同取得了诉讼的胜利。
    2、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及欺诈例外。
    众所周知，信用证已成为国际金融和贸易领域重要的结算支付工具，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信用证一经开立，就在银行与买卖双方之间建立起一种独立于买卖合同的关系，信用证和基础合同或基础交易相互独立，这就是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该原则的实质在于将信用证的开立、兑付及纠纷解决与其它买卖合同、开证合同等基础性或附属性合同的效力、履行及纠纷隔离开来，使信用证能够在相对自我封闭的安全环境中运行。《国际商会跟单信用证统一惯例》最新版本即UCP600第4条对信用证的独立原则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是信用证机制的基石，一是保证了信用证在国际贸易中作为迅捷付款的机制；二是将信用证交易有关当事人的职责限定在各自最专长的领域内；三是有利于减少法院干预信用证交易。因此，各国法院在处理信用证争端时，优先考虑的就是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
    但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并非一项无例外的原则，欺诈是适用信用证独立性原则时最主要的例外情况。欺诈例外，是指在出现欺诈情况下，可把基础合同与信用证关系一并考虑，排除适用独立性原则，以判定是否必须付款或给予禁令。也就是说，如果受益人的行为构成了对信用证开证人或开证申请人的严重欺诈，则开证人可自行决定拒付信用证；或者当开证人不同意拒付时，也可由开证申请人向有管辖权的法院申请采取禁令或类似措施阻止信用证的兑付。这一规定和作法实际上允许以基础交易中产生的严重欺诈去阻止信用证本身的履行，从而突破了将基础交易与信用证本身分开和隔离的独立性原则，成为独立性原则适用中的一项例外规定，称为信用证独立性原则的欺诈例外。
    根据信用证的独立性原则，开证人在审查单据时必须仅仅以单据表面上是否和信用证的条件或条款相符而不是单据是否和基础合同相符为准来决定是否兑付，开证人不能越过单据本身去看信用证背后的基础交易。但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八条的规定，如果出现下列情形，应当认定存在信用证欺诈，即构成欺诈例外：
    （1）受益人伪造单据或者提交记载内容虚假的单据；
    （2）受益人恶意不交付货物或者交付的货物无价值；
    （3）受益人和开证申请人或者其他第三方串通提交假单据，而没有真实的基础交易；
    （4）其他进行信用证欺诈的情形。
    上述两个案例中，基础交易合同卖方即信用证受益人B公司书面承认，由于其恶意不发运货物，其行为已经构成了信用证欺诈。
    3、关于信用证欺诈例外的例外：
    尽管信用证欺诈例外原则已得到普遍的遵守和确认，但在一些特殊情形下，无论是否存在欺诈，开证行都必须向申请兑付交单的人先行付款，从而排除该原则的适用，又称欺诈例外的例外。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信用证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条对此有明确的规定：
    （1）开证行的指定人、授权人已按照开证行的指令善意地进行了付款；
    （2）开证行或者其指定人、授权人已对信用证项下票据善意地作出了承兑；
    （3）保兑行善意地履行了付款义务；
    （4）议付行善意地进行了议付。
    上述两个案例中，议付行D银行认为其议付属于善意议付，在索偿未果的情况下，遂在法院起诉C、E两开证行。但是，根据法庭查明的事实，由于法院认定不符点成立，所以开证行具有完全拒付的理由。

    范征，律师，理学、法学双学士，曾就职于中国农业银行新疆分行国际业务部和营业部，现任青岛仲裁委仲裁员，具有多年的银行从业经验和律师执业经验，擅长处理金融、公司领域的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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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随笔

 外交官新闻发言应体现法治精神
私募股权法律事务部 姚常宇

    近日，因澳大利亚矿业企业力拓公司在中国四名雇员涉嫌犯罪被捕，引起国内外的极大关注。中国外交部官员针对此事的一系列表态所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我们关注。
    媒体首次报道力拓上海负责人胡士泰及另外三人被拘一事是在今年的7月8日。8月11日，检察机关以涉嫌侵犯商业秘密罪、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两罪名，对力拓公司四雇员作出批准逮捕决定。逮捕时的罪名不同于最初立案的罪名：由刺探国家机密罪变成了侵犯商业秘密罪。期间，从媒体可以查到的外交部官员表态有两次。
    第一次是外交部发言人在7月9日回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国有关部门是在掌握了确凿的证据，证明他们为境外刺探、窃取中国国家秘密，给中国的经济利益和经济安全造成了严重损害的情况下，依法对他们采取了行动。”
    第二次是7月24日，外交部一位副部长在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会谈时向他表示，中方已掌握充足证据证明力拓在中国的雇员通过非法手段获取我国国家机密。
    我们姑且不论办案机关改变罪名的问题，外交部官员的这两次表态，不仅未达到通报信息、解疑释惑的目的，反而受人以柄，甚至某种程度上火上浇油。理由很简单：
    1、外交部官员言之凿凿中方已经掌握确凿证据的侵犯国家机密案件，到批捕时却定性为侵犯商业秘密（行贿罪姑且不论，可以认为调查发现的新罪），国家秘密和商业秘密有天壤之别，发言人表态的权威性、严肃性何在？
    2、最关键的问题是：外交部官员的表态应体现法治精神。法治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程序法定原则。只有审理案件的法院通过生效的司法文书认定的事实，才是法律事实。侦查机关，行政机关和媒体都没有这个权力。力拓案显然还远没到这个阶段。所以外交部官员的表态显然忽略了作为审判机关的法院，也没有给自己留下回旋余地，造成很被动的局面（有多家外国的媒体就认为，在力拓案上要给中国政府留情面，这样有利于案件的解决）。
    3、发言人只需要对了解到的案件情况做出客观介绍即可，不需要、更不应该给办案机关背书，不能把整个国家绑在某一个检察机关某几个办案人身上。这样讲，并非不信任办案机关和办案人，而是司法机关办理刑事案件性质使然。众所周知，刑事案件要经过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三个阶段，每个阶段要由不同的机关、不同机关的不同办案人办理。这是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原则，为了查明事实，正确适用法律，办案机关间必须互相制约。彭真同志在介绍我国刑事诉讼法立法原则时非常中肯地讲到，考虑到公安机关可能办错案，所以需要检察机关审查，考虑到检察机关也可能办错案，所以最终要经过法院审理。经过三个机关（贪污渎职等案件不经过公安机关，属于少数），还有办错案的可能，所以又规定了审判监督程序。相信发言人如果对刑事诉讼法的立法原则有所了解，都不会再盲目地替办案机关背书了，而且正可借机宣传我们的刑诉法原则。   
    综上，笔者认为外交部发言人在回答记者提问时，应充分体现出对司法机关的尊重，对法治的尊重。

    来源：在线国际商报网站（已征得文章作者同意）
    姚常宇，律师，经济学学士，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现主要从事风险投资、私募股权、公司兼并收购、公司整体法律管理制度设计等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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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眼直击丰田“翻车门”

    一、事件始末
    在刚刚启动了我国国内最大规模的汽车召回之后，今年9月上旬，丰田，再一次成为媒体聚焦的热点。一个有良知和胆量的美国人比勒，对他的前雇主——全球最大汽车制造商丰田汽车，在位于美国洛杉矶的加利福尼亚中部地方法院提起了诉讼；丰田被控隐瞒和销毁了300多起翻车致伤、致死有关的信息，销毁其车辆在工程设计与安全测试中的违规行为，以逃避法律制裁。
    丰田美国公司矢口否认比勒的说法，而且指出那份长达75页的起诉书存在误导成分；而其律师团的表态则耐人寻味——比勒无权披露如此高级别的商业秘密。这不由让人想起个笑话：说一位先生因宣称“总统是个傻瓜”而被判刑入狱，而他的罪名是“泄露国家秘密罪”！是不是商业秘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是不是事实。
    据权威人士指出，如果比勒所述事实属实的话，那么至少在过去10年中，有关丰田翻车的事故都将可能被重新审理甚至“翻案”。果不其然，如今看到比勒诉丰田案后，从得克萨斯州到加州的美国各地律师纷纷要重启本已输掉的对丰田诉讼案。如果仅仅是翻出比勒经手的旧案，丰田或许还能够应对，但丰田汽车在美销量超过2700万辆，如果以前的案件都翻出来、以后的事故都提起诉讼的话，丰田危矣！
    让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翻车门”事件中，丰田被指控的问题主要集中体现在丰田卡车和SUV的重心过高容易导致翻车和部分车型车顶设计强度不够这两点上，几款涉及其中的丰田在美国市场的主力车型均在中国市场有售，而遭遇集中起诉的SUV车型也与一汽丰田生产的霸道源于同一平台。这不由令人联想到，在福建、在内蒙古，丰田霸道因翻车导致的伤亡事故，也屡屡见之于报端，有资料显示，在某一型号的丰田霸道所引发的三起事故中，导致翻车的原因均是后半轴质量缺陷造成的断裂。
    媒体聚焦之下，丰田(中国)的人终于坐不住了，他们的新闻发言人所做的是，用外交辞令说一通和没说一样的话，闪烁其词。他们的逻辑是，本次起诉的是美国市场的车型，且尚无定结论，因此无法判定这是否将对中国市场的丰田车型造成影响。
    我相信丰田（中国）的人至少知道汽车召回的常识是，一旦发现某一批次或某一型号的汽车存在或可能存在质量缺陷时，就应当及时就对质量缺陷问题进行调查，一旦确认缺陷存在，就必须向有关部门报告该产品存在的问题、造成问题的原因、改善措施等；同时需要提出召回申请，经批准后对在用车辆进行改造，以消除事故隐患。
    由此可见，如果丰田（中国）真正是像其自称的那样以“质量第一、顾客第一”的话，就应当立即对可能存在的质量缺陷隐患展开调查核实，做出负责任、有担当的声明来。
    二、责任风险
    那么，假设丰田“翻车门”事件发生在中国，我们不妨在目前的法律环境下对此进行分析，这可能引发什么法律后果，会带来哪些法律风险。
    首先，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制造商故意隐瞒缺陷的严重性的，主管部门可责令制造商召回，通报批评，并由质检部门处以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其次，近期国务院公布的《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规定了生产者的缺陷调查义务：在生产者收到有关产品致人损害的投诉或事故信息时，或者生产者认为产品可能存在与人身安全有关的缺陷的；或者通过其他途径获知可能存在缺陷的，生产者就应当组织开展产品缺陷调查。生产者应当及时地将缺陷调查结果向质检部门报告，一旦确认缺陷存在的，应当立即主动采取措施控制与消除缺陷。如果生产者不履行缺陷调查义务的，主管机关应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可处以5万元以下罚款。
    值得一提的是，《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生产者不得隐瞒或者虚报其生产的产品缺陷危害的事实，应当及时向质检部门报告产品缺陷危害信息，包括：产品可能存在与人身安全有关的缺陷信息、产品伤害事故信息以及在国外发现的与人身安全有关的缺陷情况。如果生产者不适当履行报告义务的，主管机关应责令其限期改正；逾期仍未改正的，可处以20万元以下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按照《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果企业对缺陷汽车产品应当主动召回但不召回的，政府可以责令其召回；如果企业没有主动召回缺陷产品而造成严重后果的，将被处以货值金额三倍的罚款、被吊销生产执照甚至被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刑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了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即生产、（明知而）销售不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两倍以下罚金；后果特别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本罪的立案追诉标准是：造成人员重伤或者死亡的；造成直接经济损失十万元以上的；或者其他造成严重后果的。
    从上述的法律规定来看，且不说《缺陷产品召回管理条例》尚未通过生效，也不说罚款金额对于财大气粗的汽车巨头而言不过是九牛一毛，我想对于隐瞒汽车缺陷的生产者最有威慑力的，一是社会舆论的谴责所导致的商业信誉危机和市场份额的减少，再就是一旦构成犯罪企业高管将面临的牢狱之灾。
    这不是没有先例的，2000年8月，日本第四大汽车公司三菱汽车公司承认，公司自1977年开始向政府掩盖顾客投诉超过20年，并为此作出道歉。由于此次隐瞒，三菱公司在全球市场共下令回收近90万辆汽车，整个回收行动耗资70亿日元。而据日本媒体报道，三菱汽车公司在过去30年来有系统地向日本交通部门隐瞒顾客的投诉，比三菱承认的年数要长得多。
    2004年日本神奈川县警方以涉嫌“业务过失致死罪”逮捕了三菱汽车公司前总经理河添克彦及多名高管等人。事隔4年后，日本法院裁定河添克彦以及3名前高管“过失致死罪”成立，理由是他主政三菱时掩盖汽车安全问题，致使一名不知情的车主车祸丧生。
    如果美国法院最终判决丰田涉嫌隐瞒、销毁翻车数据罪名成立，这无疑将成为全球汽车业历史上继2000年三菱向政府隐瞒顾客投诉以来最大的商业丑闻。
    三、对策建言
    虽然面对丰田那纸一般的虚伪和铁一般的冷漠，我们仍然善意地希望，风险还仅仅限于风险，不是现实的危险或隐患。但正如央视网采访的某汽车界人士指出的，丰田隐瞒事件比召回事件影响更恶劣！即便“翻车门”事件本身还有待证实，这也将是对消费者和业界对丰田汽车的信心遭到致命性打击。因为汽车召回至少表明丰田还有勇气面对并承担责任，但隐瞒销毁却是拿顾客的生命做赌注，消费者不知道到底还有多少质量事故，我们该如何想象在广告画面中光滑如玉的丰田车身中匿藏了多少罪恶？
    因此，作为一名长期以来理性地排斥日货的法律人，我提出以下建议和对策，希望对民众（无论是有车的还是没车的）有所裨益。
    第一，了解、珍惜、维护和运用权利。根据《缺陷汽车产品召回管理规定》，车主有权向主管部门、有关经营者投诉或反映汽车产品存在的缺陷，并可向主管部门提出开展缺陷产品召回的相关调查的建议；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权向主管部门和地方管理机构报告汽车产品可能存在的缺陷。作为一名有车族，就汽车质量问题而言，他至少应当知道自己拥有投诉权、建议权和举报权；而这些权利，如果你自己都不去珍惜，大家都不去珍惜，那么当遭遇利益集团的强权时，就会因为淡漠无力而陷于集体失语。
    历史告诉我们：权利不是上帝赐予的，也不是向强权者乞求来的，斗争，只有斗争，为了权利而斗争！通过法律途径，寻求行政救济，再加上新闻监督，你才会得到你应得的权利和尊重。当然，也不能滥用权力或得理不饶人，适度维权才是明智之举。
    第二，汽车召回应加强监督并对车主有所补偿。汽车召回所采取的措施主要是消除产品缺陷，具体包括免费修理、更换零件等。召回耗费巨大，不少企业积极性不高；相关主管部门在鼓励企业积极实施召回的同时，应该大力处罚消极对待召回的企业。此外，对于已宣布实施召回的汽车企业，还应该盯紧经销商，看看他们有没有按照召回要求通知车主维修，有没有把“免费更换”偷换成“免费检测，自费更换”的行为，一旦发现应实施有效惩罚。
    与消费者利益切实的是：汽车召回维修需要时间，其间消费者可能有迫切用车的需要，这势必影响工作和生活，产生一定的不便与损失。从目前的立法规定看来，它只能强迫汽车厂家作出召回决定，而对“无补偿”与“无代用车”之类细节并没有作出明确规定，没有明确规定并不等于汽车企业就可以心安理得。汽车企业应该眼光放远一点，大胆探索新途径提升服务质量，譬如率先给予用户合理补偿，说不定这是最好的危机攻关，化害为利，让产品召回给品牌信誉加分。
    产品召回补偿并非没有先例。在韩国，因汽车召回而蒙受经济损失的消费者能够获得补偿金，且这是强制的法令。在我国，家电和IT企业有过召回补偿的尝试。因此，召回补偿问题的确值得好好探讨一下，也许这不仅是企业应该努力的方向，而且也是主管部门完善召回制度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方面。
    第三，建议国家主管部门立即责成丰田（中国）对其汽车产品是否存在质量缺陷进行调查核实，并及时将调查结果上报，如果该结果确认缺陷存在，就应立即停产停售、主动召回；如果该结果认为不存在质量缺陷，则应对此组织专家委员会进行论证，以确保无误。
    结语
    在60周年国庆即将到来的时候，我在审视丰田“翻车门”事件时一直在考虑：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但这强大绝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国防力量、外交威信等方面，我想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她应当有着强大的国民精神，她的百姓应当是觉悟的、爱国的和自爱的，她的民众应当是具有法律信仰和权利观念的群体，每个人都会毫不吝啬地为自己和为他人的权利而呼号、为任何一个受到侵害的同胞而斗争，因为任何一个“小我”不去珍视自己或他人的权利时，他都有可能成为强权暴政的牺牲品。
    让我们团结起来！为了吾国与吾民！

                                                       文康产品质量法律研究组
                                                               庄慧鑫（新Xing谈讲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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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之星——庄慧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