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研究

《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简析

投资法律事务部 柴恩旺

    新公司法的亮点之一即是丰富了股东的出资方式，除了货币、实物等传统出资方式外，新公司法同时允许股东以“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作价出资”。一般认为“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非货币财产”包括股权、债权等。其后修改的《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规定“股东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其登记办法由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规定”。2005年12月27日国家工商管理总局在其修改后的《公司注册资本登记管理规定》中重申“股东或者发起人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的，应当符合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制定的有关规定。”但是国家工商总局并未随即出台有关以股权出资方面的规定，导致实践中工商登记部门并不接受股东以股权出资。
    2009年1月14日国家工商总局终于颁布了《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自2009年3月1日起施行。《办法》对股权出资的适用范围、股权不得用作出资的情形、出资股权的评估、股权出资的缴纳时间、股权出资的验资等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以下对《办法》的主要内容做一简要评析。
    一、出资股权限于中国境内的股权
    根据《办法》第二条的规定，用作出资的股权仅限于在中国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而股权的投向也限于中国境内其他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因此境外投资者（包括港澳台投资者）只能以其在境内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中持有的股权作为出资投入其他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不能以在中国境外注册的公司的股权作价出资。
    有观点认为目前我国实行较为严格的外汇管制和境外投资审批制度，如果境外投资者以其在境外持有的股权作价出资，将导致国内公司持有境外公司的股权。而根据我国目前的管理规定，境内公司持有境外公司的股权需要履行前期审批手续，但是此时作为持有境外公司股权的境内公司还没有设立，因此无法作为申请主体办理审批手续。
    按照目前的审批程序，这一问题完全可以解决。根据《办法》，作为出资的股权应当在被投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变更登记到被投资公司名下。因此被投资公司完全可以在成立之后再申请将境外投资者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变更到其名下。由于外国投资者在境内设立公司和境内公司到境外投资都需要经过商务审批部门的审批，因此审批机关在审批境外投资者的境内投资申请时可以一并就该设立后公司的持有境外股权申请作出审批。
    根据新修订的《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境外公司的股东可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或者境外公司以其增发的股份，作为支付手段，购买境内公司股东的股权或者境内公司增发的股份。尽管该规定对境外公司有严格的要求，如要求境外公司应合法设立并且其注册地具有完善的公司法律制度，且公司及其管理层最近3年未受到监管机构的处罚；同时该境外公司应为上市公司（特殊目的公司除外），其上市所在地应具有完善的证券交易制度。但该规定毕竟开启了境外投资者以股权作为并购支付手段的先例。因此可以借鉴《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在境外投资者主体满足一定条件时，允许境外投资者以其持有的境外公司股权出资。
    二、不得用作出资的股权情形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作为出资的股权应当可以货币估价、可以依法转让、未设定担保，因此《办法》要求作为出资的股权“权属清楚、权能完整、依法可以转让”，并规定下列情形的股权不得作为出资：1、股权公司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2、已被设立质权；3、已被依法冻结；4、股权公司章程规定不得转让；5、法律规定股权公司股权转让应当报经批准而未经批准；6、法律规定不得转让的其他情形。其中2、3、4、5、6列举的情况为股权无法转让时的情形。根据公司法的要求，因股权无法转让，则投资者的出资义务无法完成。因此，在上述所列股权无法转让情形下，投资者不得以受限股权作为出资。
    第1项“股权公司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情形下的股权为什么不能作为出资呢？如果股权公司的注册资本尚未缴纳，则该部分股权因不具有价值而无法作为出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还包括另一种情形即“注册资本部分缴纳”，根据公司法的规定，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部分缴纳注册资本属于允许的情形。在部分缴纳的情形下，该注册资本部分缴纳的股权具有一定的价值，而且该注册资本部分缴纳的股权具有可转让性。根据公司法对非货币财产出资“可以用货币估价并可以依法转让”的要求，部分缴纳出资情形下的股权应当可以作为出资。
    但问题是如果投资者以注册资本尚未缴足的股权出资时，投资者因尚未缴足注册资本而对股权公司负有补足注册资本的义务。如果新设公司接受以该注册资本未缴足的股权作为出资，新设公司即成为该注册资本尚未缴足股权的持有人，从而投资者一起对补足未缴足部分的注册资本负有连带责任。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股东不得以设定担保的财产出资。注册资本尚未缴足的股权虽然不是设定担保的财产，但其本身具有一种法律负担，因此对其进行一定的限制是必要的。
    三、股权出资时的缴纳时间
    根据公司法的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全体股东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也不得低于法定的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其余部分由股东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股份有限公司采取发起设立方式设立的，注册资本为在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全体发起人认购的股本总额。公司全体发起人的首次出资额不得低于注册资本的百分之二十，其余部分由发起人自公司成立之日起两年内缴足；其中，投资公司可以在五年内缴足。
    但是根据《办法》的规定，在投资者以股权出资时，应当自被投资公司成立之日起一年内实际缴纳，被投资公司应当办理实收资本变更登记。公司增加注册资本时，投资人以股权投资的，应当在被投资公司申请办理增加注册资本变更登记前实际缴纳。与公司法的一般性规定相比，《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对股权出资期限的规定较为严格，这种较为严格的要求可以缩短投资人在实际缴纳出资前同时作为股权公司和被投资公司股东的期限，减少投资人滥用双重股东身份，利用同一股权进行多家公司投资的风险。
    总体上看，《股权出资登记管理办法》是一部较具有可执行性的规定，将积极推动股权出资的施行。

    柴恩旺，毕业于兰州大学，获文学学士学位，并通过英语八级考试和德语四级考试，主要从事外商投资、公司并购、国际贸易纠纷等业务，现担任多家外商投资企业法律顾问。服务内容主要包括项目论证、投资方案设计、尽职调查、起草各种合同和公司设立文件、劳动文件的审查和法律咨询等；工作语言为中文和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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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最高院的答复意见对吗？
                 ——论未备案提单的签发人之民事赔偿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甲公司与韩国乙公司签订了货物买卖合同，价格条款是FOB。货物备妥后，甲公司联系乙公司指定的国内货运代理人――丙公司办理货物的运输。货物装船后，丙公司签发了抬头为韩国丁公司的全套正本提单。据查，该提单未在中国交通部备案登记。货物到达目的港后，乙公司未赎单就提领了到港货物。甲公司虽持有全套正本提单却货款两空。无单放货事件发生后，甲公司通过各种途径的调查，发现乙公司根本没有清偿能力，丁公司是韩国一家小型的缺乏赔偿能力的货代公司。
    甲公司在某海事法院起诉了丙公司和丁公司，要求两公司连带赔偿提单项下的货物损失60万美元。当然，“项庄舞剑，意在丙公司”。只有法院判决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甲公司的损失才有挽回的希望。审理后，一审法院判令韩国丁公司承担赔偿责任，丙公司不承担责任。由于一审判决仅判决韩国丁公司承担责任，而丁公司在中国无任何分支机构及财产，这就意味着该判决实际上无法执行，形同一纸空文。于是甲公司委托我们代理二审诉讼，要求丁公司和丙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二审法院审理后，合议庭在提单签发人丙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这个问题上出现争议，慎重起见，合议庭决定就该案请示最高院民四庭。2008年9月9日，二审法院口头告知我们最高院民四庭针对此案作出的答复意见：提单签发人丙公司签发的提单虽然没有在中国交通部备案，但其签发提单的行为与目的港无单放货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因此，丙公司不承担赔偿责任。本案最终以丙公司成功逃脱签发未备案提单的民事赔偿责任而告终。
    甲公司在无单放货纠纷发生后已经濒临倒闭，最高院民四庭的答复意见将甲公司挽回损失的希望彻底打碎，无异是雪上加霜，用惨不忍睹来形容甲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的现状毫不为过。
    我们当然知道最高院的答复意见肯定经过了慎重研究和深思熟虑，但我们站在中国出口商的角度一直在问自己：最高院的答复意见对吗？
    二、问题的争论
    自2002年《国际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颁布实施后，在国内货运代理人签发未备案提单是否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问题上争论已久，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一）、持国内货运代理人签发未备案登记提单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观点认为：
    据了解，国内货运代理人签发未备案提单的现象在国际货运界不仅屡见不鲜，而且大量存在。相反，备案提单的流转量非常小，应当说这是一种极不正常的现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贸易单证流转过程中，国内货运代理人签发的未经登记备案的提单，贸易合同的卖方完全可以据以结汇并收取货款。因此，前述提单也属于我国《海商法》第七十一条所规定的物权凭证，国内货运代理人签发这样的提单并无任何过错可言。
    《国际海运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从事无船承运业务需办理提单登记、交纳保证金并取得《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这说明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的取得，采取的是登记制度而非许可制度，这与从事沿海货物运输的经营者需取得《水路货物运输许可证》的规定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无船承运业务尚不属于限制经营或特许经营行业。国内货运代理人签发未备案提单的行为，违反了《海运条例》第二十六条规定的管理性强制规范，但不属于违反我国《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第一款第（五）项规定的效力性强制规范的行为。因此，国内货运代理人代理外国违规经营者签发未备案提单的行为并未影响运输合同及提单的效力，且与无单放货造成的损失之间没有因果关系，国内货运代理人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从国际货运的业务流程讲，国内货运代理人的代理行为一般仅从货物接收开始，到将实际承运人的海运提单转交给国外契约承运人为止。而无单放货发生在货运代理人完成代理、契约承运人取得货物之后，无单放货的后果与国内货运代理人的代理行为之间并无必然的因果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货运代理人的代理行为在形式上并无违法之处，不能据此推定其存在主观恶意，因此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
    此外，签发未备案提单的国内货运代理人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也并不影响行政机关根据《海运条例》第四十三条的规定对违规经营者进行行政处罚。同时，人民法院在案件审结后也应当向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或者其授权的地方人民政府交通主管部门提出司法建议，要求对违规经营者给予行政处罚，以保障无船承运业务管理制度的落实。
    （二）、持国内货运代理人签发未备案登记提单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观点认为：
    根据《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无论是中国还是外国的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均需具备市场准入条件。我国交通部根据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的申请，依照《海运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的规定颁发《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依法赋予其无船承运业务经营者从事包括签发提单在内的无船承运业务的法律资格。上述行为实质上是一种行政许可行为，说明我国把无船承运业务纳入国家限制经营的行业，其目的是为了规范我国国际海上运输活动，保护公平竞争，防止海运欺诈。
    违规经营者未在交通部办理提单登记备案并交纳保证金就签发提单，违反了《海运条例》第七条、第二十六条的强制性规定，属于非法行为。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六十七条的规定，国内货运代理人明知被委托代理的事项违法仍然进行代理活动的，应当与违法经营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因此，国内货运代理人虽然没有参与目的港无单放货的行为，但其签发国外契约承运人未备案提单的行为不能推卸其在主观上存在的过错，理应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三、我们的观点
    从国际货运的实践来看，国内货运代理人受托为国外契约承运人办理货运事宜主要有两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国内的货运代理人代为办理订舱、报关、报验、陆路拖车、付款赎单及转交国外契约承运人已经签字盖章的HOUSE提单等业务；第二种情况是国内的货运代理人代为办理订舱、报关、报验、陆路拖车、付款赎单及以自己的名义代为签发契约承运人的空白HOUSE提单等业务。
    对于第一种情况而言，国内的货运代理人不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关键的原因是国内货运代理人向卖方代为转递境外契约承运人已经签字盖章的HOUSE提单并不能必然推论出其主观上存在过错。我国1998年《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37条规定，在我国境内签发的HOUSE提单应报经登记、编号，但上述规定限制的对象仅仅是在我国“境内签发”的HOUSE提单，针对的是我国国内货运代理人自己签发和代为签发的HOUSE提单，并不包括“境外签发”的情况。因此，契约承运人在境外自行签发的HOUSE提单从形式上看并不违反我国法律规定。同时，货运代理人转递提单在形式上并不存在问题，转交行为不构成转交人自己的意思表示，所以国内货运代理人对其转交的HOUSE提单并不负有实质性审查并保证的义务，接受HOUSE提单的法律后果应当由卖方自行承担。因此，即使因HOUSE提单事后发生了问题，也不能必然得出转交提单的国内货运代理人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结论。
    对于第二种情况而言，我们认为，国内货运代理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国内的货运代理人在代签契约承运人空白的HOUSE提单时负有审查该提单是否在中国境内备案、是否为合法提单的法定义务。对此，我国1998年《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海运条例》及《实施细则》均作出了强制性规定。国内货运代理人未报经登记即以自己的名义代契约承运人签发HOUSE提单、并将其交给卖方，违反了《国际货物运输代理业管理规定实施细则》第37条的规定，符合违法代理的特征，应当与契约承运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自《国际海运条例》以及《实施细则》实施后，我国法律对于无船承运人（即本文所讲的契约承运人）的经营作出了更为明晰的规定：无船承运人在中国境内经营业务，应当向中国国务院交通主管部门申请无船承运人业务经营资格登记证，签发的提单应当在交通部办理提单登记，并交纳保证金，否则构成违法经营。
    从法律上讲，无船承运人提单必须在中国交通部备案及交纳数额不菲的保证金的规定产生了两个显著的法律后果：第一、未将提单备案的无船承运人在中国境内签发提单属于违法经营，其与托运人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无效，无船承运人对合同无效承担责任；第二、无船承运人没有办理提单备案，一旦因提单产生赔偿责任，则无船承运人的国内货运代理人应当对其签发提单的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在海事审判实践中，我国海事法院及其上诉法院大量的的判例也支持了笔者的上述观点：如天津海事法院审理的沧州振华制衣有限公司诉韩国大明公司及东光海商株式会社无单放货纠纷案件中，法院判令东光海商株式会社作为韩国大明公司在中国的签单代理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据悉，东光海商株式会社败诉后也并未提起上诉（具体请参见天津海事法院作出的（2003）海商初字第351号民事判决书）；青岛海事法院审理的山东凤祥－爱迪西股份有限公司诉SINOTRANS EXPRESS INC及青岛百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无单放货案件中，法院判决青岛百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作为SINOTRANS EXPRESS INC的签单代理与SINOTRANS EXPRESS INC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青岛百悦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败诉后未提起上诉（具体请参见（2005）青海法海商初字第22号）。应当说，绝大部分法院判令国内货运代理人签发未备案提单应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趋势，加大了无船承运人及其签单货代承担责任的力度，有利于保护国内出口商的合法利益，避免了无船承运人及其签单货代损害出口商利益却无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尴尬局面。
    四、我们的呼声
    根据我们的了解，无单放货通常导致的结果是：国内卖方货、款两空，国外买方和契约承运人事发后均会“销声匿迹”或根本没有赔偿能力。进一步讲，即使其有赔偿能力，出口商到遥远的陌生国度花费数目不菲的诉讼费和律师费去打一场跨国诉讼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很多出口商被迫放弃诉讼。最后，出口商只能根据提单签发人签发了未备案提单这一重要事实来起诉国内货运代理人要求赔偿损失，这是出口商在法律上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可以预见，最高院的答复意见出台后，出口商这根最后的救命稻草也将不复存在。因为，在以后类似的无单放货案件中，国内的货运代理人都会援引最高院的答复意见来成功逃脱民事赔偿责任。一旦各地海事法院参考最高院的答复意见，则出口商在无单放货造成货款两空的情况下就会彻底丧失法律救济途径。为此，我们强烈呼吁立法机构和最高院，在尊重我国的国际贸易和国际货运实情、广泛征求各方意见、正确适用法律的基础上作出正式的司法解释，以保护本来就处于弱势地位的中国出口商。
    当然，法律救济途径往往是亡羊补牢，结果具有不可预测性。我们更希望中国的出口商未雨绸缪，将国际贸易和国际货运的风险防范工作做到前面，不要将全部的希望寄托于诉讼上，真正做到“自助者天自助”。
    首先、应当重视客户的资信调查。出口商要善于选择有诚信的国外买方，避免与那些信誉欠佳或实力不济的客户打交道是防范风险的重要一环。应当说，我国的出口商对于国外买方资信情况调查的重视程度非常欠缺。在当今“买方市场”的大背景下，国内出口商接到订单往往就在潜意识里将国外买方视为“财神爷”，而对于他的资信状况根本没有调查的意识，这就给国外的不法商人提供了诈骗和恶意违约的机会和土壤。其实，目前资信调查的方法和渠道很多，互联网、专业调查机构、律师行、进出口银行、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等都可提供相关服务。如果交易重大，直接出国对客户进行实地考察也不失为一条有效的途径。
    其次、在外贸合同订立环节，作为国内出口商，在订立国际贸易合同时应当保持警惕，充分注意到FOB指定货本身的风险。为控制风险，建议国内出口商最好采用CIF条款，以便由自己控制货物的运输环节，避免货物在目的港被无单放货。退一步讲，即使采用FOB价格条款，出口商也应当接受具有良好资质的船公司出具的海运提单，尽量避免接受契约承运人签发的HOUSE提单。再退一步讲，出口商出于商务上的考虑不得不接受契约承运人的HOUSE提单，也应当接受那些在中国交通部备案的提单或者在中国境内有合法分支机构或代表机构的契约承运人提单。这样一旦发生无单放货，出口商也能在国内找到相应的责任承担者并顺利执行，不会出现货款两空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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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随笔

一起成功的无罪辩护
刑事法律事务部 孙莉

    2008年，我接手了一起案件，德州一名年近60岁的老人包德昭因涉嫌职务侵占罪，被文登市检察院起诉至文登市法院，并被羁押于文登市看守所。2008年8月30日，包德昭在青岛的亲属找到了我，认为包德昭冤枉，委托我为包德昭辩护，并告知法院通知9月2日下午开庭。
    时间紧急，我于8月31日晚赶到文登，见到了包德昭的儿子，经过交谈，了解到包德昭懂得制作烟花爆竹的工艺，自己在夏津县与人合伙制造烟花爆竹，与夏津人杜某相识，后杜某在文登市开办登州礼花厂，由于杜某对生产及销售烟花不了解，就邀请包德昭与其合作生产销售烟花爆竹。
    2006年5月，包德昭来到了登州礼花厂，帮助杜某筹建生产线，同时帮着跑跑市场，当时杜某口头承诺给一定的酬劳，但这些酬劳都没有兑现。2006年8月25日，生产线建好，杜某决定和包德昭合作生产，双方签订了合作协议。协议的大意是，文登登州礼花厂（甲方）保证原材料、辅助材料供应，总投资额在200万元至300万元之间，包德昭为首的5人（乙方）负责组织生产及货物的销售。包德昭的收益为登州礼花厂核定的成本价与实际生产时的成本价之间的差价，以及登州礼花厂所付的销售费用3万元。在生产过程中，由于登州礼花厂不能及时供应原材料，又不能及时支付工人工资，为了维持生产，2007年2月包德昭从聊城、禹城、德州等地收回鞭炮货款11万元，用于支付原材料款、工人工资等，至此双方合作不再合作，2007年元月双方进行过一次对账。
    2007年4、5月份，包德昭与他人合伙，经杜某同意，使用登州礼花厂生产线用于生产礼炮；同年9月份，包德昭存于登州礼花厂仓库的礼炮被厂方扣留，双方产生纠纷；之后包德昭于同年9月11日至10月30日，到禹城、平原、永清等单位收回鞭炮货款5万元，但未交给登州礼花厂，而是用于支付合伙债务。为此，登州礼花厂向文登市公安局报案，控告包德昭侵占单位货款18万余元。文登市公安局拘留了包德昭，文登市检察院予以批捕，并以包德昭涉嫌职务侵占罪向文登市法院提起公诉。
    听了家属的叙述，我感到如果家属所述属实，那么在双方签订合作协议之后，包德昭就不是登州礼花厂的工作人员，而与登州礼花厂是合作关系，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要件，但本案的难点是，在合作之前，包德昭是不是曾经担任过登州礼花厂的厂长或者是销售人员？在此期间是否为登州礼花厂销售过产品？对此，家属说应该没有，但不十分肯定。看来只有第二天通过阅卷、会见才有可能搞清楚。
    2008年9月1日早上，法院一上班我就赶到了刑庭，递交手续，开始复印卷宗材料，10点钟复印完毕，紧接着赶往文登市看守所，会见包德昭。通过会见，我了解到包德昭并不清楚职务侵占罪的构成要件，他在公安机关供述时，承认自己是登州礼花厂的厂长，因为当时厂里的人就是这么叫他的。当我问及厂里是否通过文件或者在什么会议上公布其为厂长，或者给过他授权，或者给他开过工资、买过保险等？包德昭的回答均是否定的。在与登州礼花厂合作之前，包德昭并没有给登州礼花厂销售过任何产品；而起诉书指控的涉案金额，都是在合作之后销售的产品的货款。
    从看守所回来，我简单吃了点午饭，开始阅卷。经过阅卷，看到包德昭所述基本属实。为此，我确立了无罪辩护的思路——包德昭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条件，检方所指控的犯罪是不能成立的。为了更好地支持自己的辩护观点，我将包德昭家属提供的对包德昭有利的材料，分门别类进行整理，并以表格的形式列成证据目录，并注明要证明的问题。这样整理了有9个证据。然后，我开始写辩护词，一直忙到下半夜1点；第二天早晨6点起床，继续完善辩护词，在辩护词中将证据目录中的证据运用其中。下午开庭，在法庭调查时，我提交了整理好的证据材料及目录，这大概有点出乎检察院的意料，他们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么短的时间提交比较全面并有说服力的证据，向法院提出延期审理，他们要对证据研究后再提出辩论意见，半个月后，法院继续开庭，但公诉人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反驳理由，后来，法院又从登州礼花厂调取了一些账目，第三次开庭进行质证。经过一个多月的漫长等待，法院终于做出判决，判决中除了关于包德昭收回的货款未用于日常花销的辩护意见未予采纳以外，其余的辩护意见全部予以采纳；并认为包德昭不符合职务侵占罪的主体构成要件，公诉机关指控其反职务侵占罪不能成立，判决被告人包德昭无罪。2009年1月5日，包德昭被释放。
    此次办案，可谓时间紧、任务重，三去文登，但律师的高度责任感让我来不得半点马虎，我凭着平时积累的办案功底，准确把握案情，找准辩护方向，办出了质量较高的刑辩案件，当委托人再三向我表示感谢时，作为一名律师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孙莉，律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获诉讼法学硕士学位，本职工作是青岛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在大学主要教授刑法、刑事诉讼法、商法等课程，长期以来从事兼职律师工作，主要业务方向为刑事辩护，代理了多起有影响的疑难案件，尤其擅长对经济犯罪的正确把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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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之星——王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