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和谐司法”下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

行政法律事务部 王璐

内容摘要：本文通过对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渊源和发展入手，将对被害人权益的保护置于“宽严相济”、“和谐司法”的刑事政策环境下加以研究，认为对被害人的刑事、民事权益的保护应当兼顾，亟需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并建立国家补偿机制，在宏观上要求整个社会救济系统的综合提高。
关键词：权益保护  和谐司法  国家补偿

    我国新的刑事诉讼制度建立后，确立了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相结合的指导思想，也在具体制度和程序上加强了对被害人以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保障。但司法实践中，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权益的保护得以加速提高的同时，刑事被害人的权益保护似乎并未得到行之有效的提高。在权益保护不对等的情况下，极易引发社会矛盾，也不符合当前“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的总要求，使得“和谐司法”的政策无法落到实处。
    刑事案件被害人虽然只是社会的一个小群体，但也是一个弱势群体。被害人，特别是被害女性往往容易被忽视或受到歧视，保护这部分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显得尤为重要。全社会都应该注重和思考保护被害人合法权益的良策，剖析其形成的原因和特点，为维护社会稳定，构建和谐社会营造良好氛围。
    一、  刑事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渊源及发展
    人权的保障历来被视为是公法的基本任务，通过刑事司法的保护方式给人身权利、财产权利遭受侵害的自然人以公正、及时的救济，本质上也是人权司法保障的一个重要方面。
    古代弹劾式诉讼制度中，刑事诉讼与民事诉讼不加区分，被害人拥有独立的起诉权。随着国家公诉制度的建立，犯罪被解释为对代表统治阶级利益或广大人民利益的国家的侵害，对罪犯的起诉和惩罚成了国家的权力。绝大多数人认为，只要通过国家公诉惩罚了犯罪分子，被害人的合法权益也就得到了保护。实际上这种观点既不科学，也不切合实际。因为国家对犯罪分子进行惩罚，主要是出于预防犯罪的目的，但刑罚预防犯罪目的的实现并不意味着社会保护功能的完全实现。甚至可以说，刑罚的犯罪预防功能和刑罚的社会保护功能根本就不是同一个问题，也不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不同方面。因为通过禁止和惩罚犯罪行为来保护合法权益所能够实现的保护，仅仅是通过规定和追究刑事责任来实现的，这种保护实际上只是针对社会大众的一般保护，这种保护的范围也只能是一般的合法权益，即社会公众的普遍的合法权益。但是这对于被害人的合法权益的保护，或者说对被害人的特殊保护，却无能为力。因为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所遭受到的是实际侵犯，被害人作为每个特殊的个体，其合法权益因为被告人的不法侵害而遭受了实际损失，显然，如果将刑法的保护功能仅仅定位成通过规定和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来实现的话，那么刑法的社会保护功能就会仅仅局限于对社会公众的合法权益的保护，而将实际遭受犯罪侵害的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排除在保护范围之外，从而使刑法丧失特殊保护的功能。
    关于被害人的诉讼地位，我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前后的规定有较大的变化。原来的刑事诉讼法将被害人作为其他诉讼参与人，即在公诉案件中，被害人不具有当事人的诉讼地位，他的合法权益由侦查机关和公诉机关予以保护，他只属于控诉一方的诉讼参与人，就其诉讼地位而言，类似于证人。我国新刑事诉讼法充分考虑了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所处的特殊地位以及被害人与刑事案件的特殊利害关系，而赋予了被害人以独立的当事人的地位。加强被害人的权益保护，并对被害人与被告人的权益加以合理、适当的平衡，成为各国刑事诉讼发展的趋势。
    二、“宽严相济”、“和谐司法”刑事政策下的被害人权益保护
    笔者前不久参与辩护的一起抢劫杀人案件中，被告人家属与死者家属积极进行协商，在民事赔偿方面达成了一致，并积极履行了赔偿义务，被害人家属向法院出具了相关的量刑意见，法院综合被告人犯罪后其他方面的表现，认定其认悔、悔罪态度较好，一审判处其死缓。而在过去，类似的案件往往会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没有任何协商余地。
    事实上，在目前的刑事审判实践中，已经有较多数法院开始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审判中，尝试着对民事部分进行调解，并对积极作出经济赔偿的被告人从轻或减轻处罚。
    凭什么赔了就能不杀？赔了就可以减轻从轻处罚吗？这样看来，似乎意味着定罪量刑就可以用金钱来进行物化了。对于上述做法，许多人提出质疑，认为此举意味着以钱换刑，变相纵容了富人犯罪，也违反了刑法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其实，“赔了就能不杀”，或者“赔了就能减轻处罚”，是对上述做法的误读。该刑事司法审判实践中的做法，正是当前“宽严相济”、“和谐司法”的刑事政策在现实中的反映，其目的并不在于放纵被告人，而是为了最大程度上维护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利益，实现刑事案件被害人权益保护的最大化，缓和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的系统建设。
    实际上，有限度地将被告人的民事赔偿与刑事量刑挂钩，是可行的。
    长期以来，我国刑事审判的侧重点，一直是国家与被告人之间的对抗：被告人违法犯罪，国家施之刑罚。而从根本上忽略了被害人作为遭受犯罪行为侵害的人，与案件的结局有着直接的利害关系。被害人不仅具有获得经济赔偿或者补偿的愿望，而且有着对其实施侵害行为的犯罪人受到法律上的谴责、惩罚的要求。由于被害人的地位与利益则长期受到忽略，法官在定罪量刑时，也很少考虑被害人的因素，完全从案件事实本身出发进行判决。
    刑事犯罪不仅侵犯了国家法律所保护的社会关系，也给被害人造成了损害。“有损害就有赔偿”这一古老的法谚至今在各国仍闪耀着现实的光辉。我国刑诉法第77条也从被害人可以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角度进行了规定。在被害人的合理要求被忽视的情况下，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多数刑事案件的附带民事判决只能流于形式，甚至成为法律“白条”、“数字赔偿”，被害人的损失无法弥补。尤其是需判处被告人死刑立即执行的案件，被害人受到的损失最大，但损失也最难得到弥补，因为一旦被告人被执行死刑，刑事附带民事判决几乎100%无法执行。
    事实证明：越是那些造成群死群伤的案件以及犯罪分子被判处重刑的案件，越是会让不少被害人从此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生活陷入严重困境。该部分案件的被害人往往会通过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寻求自己的权益保护，成为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因此，有条件、有限度地将一部分被告人履行损害赔偿义务的情况与量刑挂钩，在实践中是可行的。正如最高人民法院院长肖扬今年年初强调的：“要注重发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调解的重要作用，对于因婚姻、家庭等民间纠纷引发的刑事案件，积极赔偿反映了被告人弥补犯罪损失、真诚悔罪的心态，如果取得被害人的谅解，从轻处罚有助于减少社会对抗，促进社会和谐。”但是，该“从轻处罚”必须是符合相应的前提条件的，肖杨院长同时提到：“对于罪行极其严重、依法必须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犯罪分子，也不能因为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而予以轻判，避免造成负面社会影响。”因此，目前我国部分法院注重民事赔偿的努力，在维护被告人合法权益、注重司法社会效果的大方向上是值得肯定的，但也必须结合案件的实际情况，予以区别对待。比如，对于轻微故意犯罪、未成年人犯罪、过失犯罪，可以适当侧重赔偿与量刑的互动关系；但对于主观恶性大，情节恶劣的暴力犯罪，必须在量刑时贯彻罪责刑相适应的司法原则。而不能一概地将原则进行滥解和滥用。如果将所有的案件都柄以该原则，则刑事被害人的法律地位及权益保护将显得更加薄弱，甚至为伦为权益的牺牲品，成为价值交换的工具，就失去了刑事诉讼追求社会正义的目的和意义。
    三、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是当务之急
    根据我国现行刑事法律以及司法解释的规定，实际上并不完全支持法院在公诉案件的附带民事诉讼中适用调解，但从现实需要来说，在公诉案件中引入刑事和解制度，已是当务之急。由于缺乏一个制度性平台，将会让被告人、被害人都处于一个信息不对称的“博弈困境”下：被告人出于理性的考虑，往往不是不愿赔偿，而是担心“赔了白赔”，法官该判多重还是判多重。再加上，实际中，刑事案件真正的被告人往往是不具备赔偿能力，赔偿的款项大都来自于被告人亲属，其对赔偿与量刑之间的关系存在合理合情的期望；被害人固然希望自己的赔偿要求被充分满足，刑事受害层面的损失通过民事救济的途径得以适度体现，但又担心接受赔偿后，法官会对被告人量刑过轻，而失去了刑罚的惩罚性功能，心亦不甘，所以会有“放弃赔偿，但求重判”的选择。另一种情况是，被害人为了眼前利益、短期利益，为获得有限的赔偿款，不得不作出巨大让步，而同意与犯罪嫌疑人“私了”，使犯罪嫌疑人减轻了刑事法律追究，而自身合法权益并未得到切实保护。在这种情况下，结果自然变成了“想赔的赔不了，想要的要不到”。另外，由于法律规定的欠缺，“打了不罚，罚了不打”传统司法模式的影响，司法人员司法理念和个人综合素质等方面的差异，缺乏一个清晰明了的操作规范，审判人员在判决时无所适从，使得刑事判决无法达到一个满意的社会效果。
    所以，司法机关一方面应扭转过去“重刑事、轻赔偿”的审判理念，一方面必须尽快出台相应的司法细则，使赔偿义务、量刑结果、减轻、免除条件成文化、规范化，使刑法的人道性与惩罚性协调呈现。
    四、刑事被害人的刑事、民事权益保护应当全面进行
    从全方位保护刑事受害人权益的角度出发，强调、重视附带民事赔偿从制度上讲非常必要，但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会让社会受众感觉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减轻量刑似有不妥。单从立法上来看，刑事案件中的民事赔偿部分虽称“附带”，实则是与刑事平行的，被害人求偿的依据也是因被告人的行为对其不同层面的权益造成了侵害，二者不存在任何所谓的折抵之说。其次，目前刑事司法中所谓“得到被害人谅解”的说法，这是一个非常难以界定的问题。而通常的做法是，法院为了避免相应的案件责任，也为减轻量刑寻求一个合理的依据，会要求得到赔偿的被害人出具量刑意见。在社会主主义法治国家里，刑事立法意味着正义与权威，刑事司法则包含着民心与公意。从刑法的渊源发展来看，基于对亲情伦理的体谅，刑法规定了“近亲相盗”不为罪；基于对生存底限的关注，司法解释要求在没收犯罪人财产时，必须为其亲属保留必要的生活费用。刑事执法，则是以看得见的方式实现的司法正义，它当然应当承载惩恶扬善的严厉性，但也必须在尊重与维持人类共通的情感，使刑事司法的成本最小，收益最大。刑事执法中的法意与人情，不应交给刻板、僵硬，注定将被违反的条文律令，而应该以和谐社会作为出发点，让平衡、正义的司法理念渗透在权益保护的每一个细节中。
    五、建立国家补偿机制势在必行
    在现阶段社会经济迅猛发展的情况下，公民对权利享受的要求也在不断增长变化。目前，我国并没有关于对刑事被害人实行救助性的法律法规，也未建立国家补偿制度，被害人在被告人没有能力进行赔偿的情况下，常常会因遭受犯罪侵害而陷入极度的生活贫困中，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据南方某一高级人民法院的统计显示，全省受害当事人无法获得经济赔偿的比例高达75%，截至2007年年底，全省无法执行的刑事被害人赔偿金额达数亿元之巨。很明显，国家对被害人实行国家补偿，有利于改善被害人的生存条件，也有利于减少申诉上访，促进社会和谐稳定。正是基于上述因素，最高司法机关才在2008年1月宣布，将逐步建立起刑事被害人的国家补偿制度，拟定相关刑事被害人国家救助制度的文件，由国家来为被害人的部分损失“埋单”。当然，由国家完全承担刑事被害人的损失补偿，需要天文数字的资金，既不现实，也不可能。所以，在刑事判决出具之前，对附带民事部分的调解工作显得至关重要。
    六、刑事被害人权益的保护需要整个社会救济系统的综合提高
    由于目前我国社会征信系统并未完全建立，对于个人财产的申报及查询系统并不完备，刑事判决中的刑事部分和民事部分属于不同的司法部门来执行，民事执行难历来是我国法院的一个老大难的问题，刑事附带民事判决部分的执行问题也逐步突显出来。因此，尽量地在刑事诉讼系统中将被害人权益保护工作最大化，侦查机关尽最大能力地做好刑事追赃工作，法院力求最大限度地做好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工作，不把问题全部留给司法执行部门，不让刑事被告人的权益保护成为一句空话。
    如何行之有效地保护刑事被害人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安定因素，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是一个长期争论，而不能一蹴而就的热门话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这需要政府及社会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及参与，并最终形成司法保护、政府救济和社会救助三位一体的被害人权益保护机制。
    我们期待，在日益完备的立法和司法体系中，被害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能够得到切实提高，因为刑事被害人毕竟是无辜的，保护他们的合法权益是法律的责任。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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