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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物二卖”——所有权优先于债权吗？
证券法律事务部 赵春旭
[论文摘要]：传统物权理论认为，“一物二卖”中后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并得以对抗前买受人，是物权优先于债权的结果。笔者认为，“一物二卖”中后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并得以对抗前买受人，并不能推导出“物权优先于债权”的结论，二者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后买受人之所以先于前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并得以对抗之，原因在于他的债权先得到了实现，他先完成了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的要件。
[关键词]：一物二卖
物权 债权 优先
对抗 物权变动
一、“一物二卖”和“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含义
“一物二卖”，又称“双重买卖”，就字面意义而言，是指出卖人就同一标的物订立两个买卖合同，分别出售给两个买受人的行为。严格地说，这样的定义是不够准确的，因为泛泛地说将某物“出售给”某人，并不能准确地界定出卖人与两个买受人之间法律的法律关系，精确地说明他们之间法律行为的性质以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因为，传统的民法理论，尤其是实行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的国家，对“一物二卖”是有着特定理解的。即所谓的“一物二卖”是指，出卖人就自己的动产或不动产先与某人订立买卖合同，在没有履行该合同，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买受人前，就该物与第三人（即后买受人）又订立了买卖合同，并且履行了该合同，将标的物的所有权转移给了后买受人。
需要说明的是，正如有的学者正确指出的那样，在判断一物数卖情形下数个买卖合同的效力，须以不同国家和地区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选择作为分析背景。因为，在当今世界各国，从比较法的角度着眼，大陆法系比较有代表性的物权变动模式计有三种：以《法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债权意思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以我国现行民事立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为代表的债权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所以，在讨论涉及物权变动的“一物二卖”时，必须以特定的物权变动模式为前提，否则，便有无的放矢，流于空谈而无实益的危险。由于在实行物权形式主义的国家，往往将物权优先于债权视为“一物二卖”的当然结论，所以笔者以物权形式主义和我国债权形式主义为背景，仅对“物权优先于债权”与“一物二卖”之间的关系，作一番粗浅的探讨，以求教于大方。
在实行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国家，传统民法理论往往是在论述物权的优先效力时提及“一物二卖”的，并且将“一物二卖”作为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典型事例。物权的优先效力是指“同一物上有两个不同内容或性质之物权存在或该物亦为债权给付之标的物时，成立在先的物权有优先后成立的物权之效力。物权则有优先债权之效力,谓之物权之优先效力”。其中物权优先于债权之效力是指，“物权无论成立之先后均有优先于债权之效力。此又可分为两种形态：1、债权以某特定物为给付之标的物，而该物上又有物权存在时，无论物权成立之先后均优先于债权。具体言者如下：一物二卖，标的物若为动产，后买者倘已受该动产之交付，如系不动产，后买者倘已办竣所有权之移转登记，后买者均因已取得所有权。其所有权当然优先于先买者之债权。在不动产，纵先买者已受交付亦然。”正是基于以上的物权效力优先于债权的理论，后买者的所有权优先于先买者的债权。由此，许多学者遂将“一物二卖”视为“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典型事例，或者将从“一物二卖”中的后买者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的结果推导出“物权优先于债权”这一结论。但事实果真如此吗？让我们先看看“物权优先于债权”到底具有什么含义吧。
二、对“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剖析
（一）、物权与债权会同时存在于一特定物上吗？
采物权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物权理论往往认为：“债权以某特定物为给付之标的物，而该物上又有物权存在时，无论物权成立之先后均优先于该债权”。也有学者甚至明确指出：“同一标的物既有物权，也有债权时，无论物权成立于债权之前或之后，物权均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对于将债权也可以直接设定于物之上，有的学者则持相反的观点，认为这是违背物权和债权的常识。虽然有不少人认为债权客体除了行为，也可以包括物和智力成果，但从债权的定义可知，债权与物权并无直接的联系。“物权与债权，不处于同一客体中，不在同一时空位置中，永远没有机会相互冲突以至于需要确定谁为先的问题。”仔细分析上述论断可知：“债权以某特定物为给付之标的物”即意味着存在着以某特定物为给付之标的物的债权，且既以给付为内容，那么该债权往往为合同之债，这并无可议之处；但若言“该物上又有物权存在时，无论物权成立之先后均优先于该债权”，则颇有可思量之处。“债权以某特定物为给付之标的物，而该物上又有物权存在时，”如果该物权成立于债权之前，那么该物权除了出卖人之所有权外，一般是出卖人就该特定物为他人设立的他物权，对于这种情况本文不拟讨论。如果该物权成立于债权之后，那么该物权究竟指的是什么物权？它又是怎么在该物上成立的呢？如果该物权指的是所有权，实际上在论及物权优先于债权时往往以“一物二卖”作为典型，那么此处的物权多为所有权，这应该没有什么疑问。但这个成立后于债权的所有权还是当初债权成立时的那个物权（所有权）吗？如果不是，那么这个成立后于债权的所有权究竟是怎么产生的？或者说究竟是什么行为，在该物上又于原所有人的所有权之外成立了另一个所有权？既言“一物二卖”，那当然意味着该新所有权是通过买卖合同产生的。为什么一定要追问该所有权是怎么产生的？原因在于如果不问基于什么行为产生该所有权，而径行认定成立于某债权给付之特定物上的所有权的效力，并以此来对抗成立在先的债权，那么该所有权的效力就很值得怀疑。因为物权之所以具有物权效力，是以有效成立为前提的。总而言之，物权必须基于一定法律行为或其他法律事实（此种情况并非本文讨论范围）而产生的，不能笼统地说在某特定物上又成立了一个所有权，然后以此所有权来对抗先于其成立的债权。这种论断的理论依据是不够严密的，从而缺乏说服力。
既然成立于特定物上的新所有权是基于买卖合同产生的，那么为什么后买受人根据后成立的买卖合同先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前买受人根据先成立的买卖合同却不能取得所有权？其实原因很简单，由于后买受人的买卖合同虽然成立在后，但是却先于前买受人的买卖合同得到了履行，满足了法律对转移所有权的要求，即物权变动的要件（动产为占有之交付；不动产则为物权合意+登记），于是得到标的物的所有权，后买受人之所以根据后成立的买卖合同先取得了标的物的所有权，完全是因为其债权先得到了实现，其取得所有权只是债权得以实现的结果或者是物权行为的结果。于是，“一物二卖”就不再是物权优先于债权的问题，而是债权与债权哪一个会先取得所有权的问题。即使在物权形式主义下，也不是物权优先于债权的问题，而是哪一个买受人谁先完成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的问题。
（二）、“物权优先于债权”中“优先”的含义
所谓“均优先该债权”，应该是指在以某特定物为债权给付之标的物上成立的物权，无论成立之先后，均优先该债权。问题在于物权优先于该债权去干什么？“优先”的准确含义是什么呢？按物权形式主义的物权理论，“‘一物二卖’标的物如为动产，后买者已受该动产之交付；如系为不动产，后买者倘已办竣所有权之移转登记，后买者均因已取得所有权。其所有权当然优先于先买者之债权。在不动产，纵先买者已受交付亦然”。那么由此可见，此处的“优先”是指“优先取得物权”。既然如此，怎么会出现一个物权和一个债权，谁会优先取得同一物权的问题呢？具体言之，既已认定后买受人已经取得某特定物的物权，再谈其物权优先于前买受人的债权取得其已经取得的物权，还有什么法律意义呢？因为一旦认定后买受人已经取得某特定物的物权，成为了物权人，那么其就已经退出了债权关系，进入了物权关系。他的物权和前买受人的债权分处于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中，此时物权和债权不存在交汇点，不会存在他物权优先于前买手人的债权的问题。这恰恰说明，如果将后买受人径行界定为物权人，而不将其界定为第二个买卖合同的买受人即债权人，那么讨论物权优先于债权就根本没有什么法律意义，或者说这根本不是物权优先于债权的问题。台湾著名学者王泽鉴先生认为，“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
1、所有权的优先性：此多发生于一物数卖的情形。例如甲先售A屋与乙。再售该屋与丙，并办理登记与丙，由丙取得所有权时，乙不能以其债权发生在前而主张丙不能取得该屋所有权。”在这里，王泽鉴先生就很明确地表示，物权对债权的优先效力体现在，前买受人不能以其债权发生在前而主张后买受人不能取得该屋所有权。也就是说，“优先”意指后买受人可以其物权来“对抗”前买受人的债权。许多其他学者在以“一物二卖”来论证“物权优先于债权”时，其目的无非是试图解释，为何先买方不能取得买卖标的物的所有权而后买方却能够获得；为何先买方不能请求宣告后买方的买卖合同无效或取得所有权的行为无效；以及为何先买方不能请求后买方将标的物所有权转移给自己等问题。即使将“优先”作如此解释，也并不能从“一物二卖”中的后买受人取得所有权这一结果中，得出物权优先于债权的结论。因为既已认定后买受人已经取得所有权，那么他不仅可以对抗前买受人的债权，而且还可以对抗前买受人的物权；他不仅可以对抗前买受人的债权，而且还可以对抗任何其他人的债权和物权。但是如果这样来理解“物权优先于债权”，那么又与“一物二卖”何干呢？
基于债权的平等性和相对性，买受人只能向出卖人主张合同债权，而不能向合同当事人之外的第三人主张合同债权。前买受人与出卖人的合同，只对该合同的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对后买受人并没有同样的约束力。前买受人与后买受人之间并不存在任何法律关系，所以前买受人根本无法依据自己的债权，向后买受人为任何主张，而只能向出卖人有所主张。同理，后买受人完全可以以同样的理由对抗前买受人。
当然，后买受人也可以以其物权对抗前买受人，但是，如果这样的话，那么后买受人作为物权人又与“一物二卖”有什么关系呢？尽管后买受人可以其债权对抗前买受人，也可以其物权对抗之，但就“一物二卖”而言，后买受人首先是以买受人即债权人的身份出现的，其只有在有效地取得标的物的物权（所有权）后，才成为物权人的。并且其成为物权人后，不仅可以对抗前买受人，而且也可以对抗任何其他人，除他之外的任何人都应尊重他的物权。依据自己的物权，他不仅可以对抗前买受人的债权，而且还可以对抗前买受人的物权。既已如此，再谈后买受人以其物权（所有权）来对抗前买受人的债权根本就没有什么法律意义。而其之所以取得标的物的物权，并不是因为已经取得了标的物的物权，而是因为，他先完成了法律规定的物权变动要件。取得物权结果本身并不能说明其取得原因，也不能说明同为合同债权，为什么后买受人根据成立在后的债权取得了合同标的物的物权，而前买受人根据成立在前的债权却不能取得物权。
实际上，所谓的“优先”的含义是指，两个债权人究竟哪一个会优先于另一个取得所有权。在“一物二卖”中，后买受人首先是作为债权人的身份出现的。要解决的问题是，为什么他取得了所有权，或者他根据什么取得了所有权。如果在“一物二卖”的情形下讨论“优先”问题，也应该是哪一个债权人会优先于其他债权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最终谁会取得所有权只是结果而已，而结果是不能反过去作为其原因的理由的。至于在其中一个债权人取得所有权后，以具有绝对性物权去对抗具有相对性的债权，理由似乎颇为充分和不容置疑，但却是文不对题，而且有误解和误用债权和物权之嫌。
对于物权的效力“优先”于债权的问题，有的学者就明确指出“就物权和债权的重要性以及对人类生活的意义来看，两者同属人类基本的财产权利，都关系到个人的生存、交往和发展，故在价值评判上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而无法运用利益衡量或价值判断的方法来决定物权和债权哪一个更为重要，进而更为优先的问题。“所有权优先于债权”并非不言自明的公理，而是一个有待证明或需要证明的判断，如果将其作为解决双重买卖问题的理论前提，由于论者实际上并未证明为什么所有权应当优先于债权而实现的问题，那么其据此对双重买卖所作的分析和解释是否具有正当性就十分可疑。
三、“一物二卖”与“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关系
通过以上对“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剖析可以初步得知：“一物二卖”与“物权优先于债权”并没有什么必然的联系，用“物权优先于债权”来解释和论证“一物二卖”中的后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并得对抗前买受人，甚至得向前买受人主张交付其虽已占有但并未取得所有权的标的物，实际上是文不对题。正如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一物二卖”与“物权优先于债权”之间，所有权优先于债权究竟是解决双重买卖问题的理论前提，还是按照既有的法律对双重买卖进行处理后所获得的结果进行观察、总结之后所推导出来的结论呢？从学者的论述来看，似乎倾向于将“所有权优先于债权”当作对双重买卖中的各种法律关系分析后，就依法对两个买卖合同的处理结果—后买受人因交付/登记而取得所有权，先买受人不能取得所有权，而只能请求出卖人承担违约责任—所作的一种总结性的推论。也就是说，在论及“一物二卖”时，许多学者均是以一种事后的角度来观察和分析过程的，即他们是在认定后买受人已经取得标的物的物权）的前提下，再回过头去以其物权对抗前买受人的债权，主张自己的物权，并以此来论证物权具有优先于债权的效力。
果真如此的话，那么，所要讨论的问题是基于已有法律，对双重买卖中的不同法律事实和法律关系进行分析及处理后，所产生的由后买方取得所有权，先买方不能取得所有权的结果，能否就总结或简化为（后买方的）所有权优先于（先买方的）债权？应当指出的是，即使就双重买卖的法律能够作此种总结或推论，这种结论也不能反过来又作为理论前提来论证，为何后买方能获得所有权而先买方不能获得所有权的问题，否则就犯了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简单地从后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并得已对抗前买受人的债权这一现象，就得出物权优先于债权这一结论，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如果反过去将“物权优先于债权”当作已经过严密论证或者不言自明的公理，去论证“一物二卖”中后买受人取得所有权并得对抗前买受人的债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就更是以讹传讹，构成了一个看似合理实则荒谬的循环论证的逻辑错误。有的学者一方面将“物权优先于债权”视为“一物二卖”的当然结论，另一方面又将“一物二卖”视为“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典型事例，就是这中循环论证的体现。
四、“一物二卖”中后买人取得所有权的依据
根据以上的分析，就“一物二卖”而言，后买受人之所以先于前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并不是依据物权优先于债权，而是另有其独立的法律依据，这就是，法律明文规定的基于物权行为的物权变动规则。在形式主义的物权变动模式下，采取物权变动的原因与其结果相区分的原则。比如在买卖关系中，作为物权变动之发生原因的买卖合同，与物权变动本身属于两个不同的法律事实。买卖合同产生的是债权债务，登记/交付产生的是物权变动。因而对一物二卖中的两个买方来说，除非买卖双方事先约定，标的物的所有权在买卖合同有效成立之时起移转，否则，任何一个买方都不可能仅仅因为自己订立了买卖合同的事实而获得标的物的所有权。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只有先完成法定的物权变动要件的买方才能够合法地取得所有权，未能完成此要求的另一个买方则不能取得所有权。由此先通过交付/登记而完成物权变动要件的买方所获得的所有权，当然不应受到先买方的前一个买卖合同的威胁，否则，就会混淆两个买卖合同各种所有的效力，抹杀物权变动与其原因的区别，进而动摇形式主义物权变动模式的立法基础。也就是说，“物权优先于债权”的理论并不能解决物权是否变动后的物归属方面的争议，它想要解决的只能是为何先买方不得请求，已取得所有权的后买方转移标的物所有权给自己的问题。即使是这一问题，也并非只有“所有权优先于债权”才可以解释，其实债权的平等性和相对性也可以解释。
所以，如果将后买方先取得所有权并得排斥他人干涉的原因归结为“所有权优先于债权”的理论而非买卖合同的物权变动要件的规则的主要作用，显然是忽视了法律规定的交付/登记这一导致物权变动的真正原因，抹杀了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规则的作用，也不符合交易的实际情况和当事人的习惯理解。
也有的学者从债的履行角度论证了后买受人先取得所有权的原因，认为：“一物两卖，先取得物之所有权者优先于先订合同者，这不是物权优先于债权，它仅仅表明，先履行完了的债权优先于未履行完的债权。因为这两个买方之间，不存在着相互尊重对方买受权的义务，只能依谁先履行完毕的顺序确定谁有权取得标的物。”这种观点的确也能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一物两卖”中后买受人先取得所有权的原因，并不是所谓的“物权优先于债权”。但相比之下，从完成物权变动要件的角度，似乎比从债的履行的角度，逻辑上更有说服力，因为，“一物两卖”这种现象毕竟不仅仅是债的问题，还涉及到物权的变动问题，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物两卖”就是要解决到底哪一个买受人应当和根据什么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
小结
综上所述，在“一物二卖”中所涉及的主要是两个买卖合同的效力、哪一个买受人取得标的物的所有权、以及对没有取得所有权的买受人如何进行救济等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物权优先于债权”这一看起来似乎是不言自明的“公理”，并没有提供什么有力的帮助。恰恰相反，正是由于人们对“物权优先于债权”不假思索的理解和运用，以及对债权发生和物权变动的关系和区别认识不清，使得许多学者将“物权优先于债权”视为“一物二卖”的当然结论，或将“一物二卖”视为“物权优先于债权”的典型事例，从而忽视了法律规定的
“交付/登记”这一导致物权变动的真正原因，抹杀了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规则的作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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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春旭，律师，青岛大学法学学士，烟台大学法学硕士；曾在交通部烟台海上救助打捞局任企业法律顾问，1999年获得律师资格，2006年起在文康律师事务所执业至今；具有较深厚的民商法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公司法律事务、证券业务、海事海商业务经验，熟悉公司设立、企业改制重组及并购、发行证券并上市、外商投资与并购、国有资产管理、海事海商等法律法规。主要业务领域包括：国内企业股份制改造、股票发行及上市法律业务；涉外证券发行上市、资产重组业务；外商境内投资与并购法律业务；上市公司重组、合并、股权转让法律业务；债券发行上市法律业务；海事海商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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