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险投资法律事务部 姚常宇

    私募基金在我国并没有法律上的定义。广义上说，可以泛指除依据证券投资基金法的规定核准、募集和运作以外的各类投资基金，只要不是公开募集的，不管国有民有，都可以称为私募基金。其投资领域包括证券二级市场、非上市股份公司股份投资和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投资，也可以投资于房地产等其他行业。
    现行合伙企业法生效前，私募基金的存在形式主要有三种：契约制、公司制和信托制。三种形式都各有难以解决的障碍，导致私募基金始终都处在边缘地带，没有大的发展。契约制的“软肋”是合法性。利用专业知识代客理财，获取一定报酬，情理上说得通，法律上却有非法经营之嫌，达到一定规模后，又有非法集资的困扰，尤其是经营出现问题的时候。公司制的难点是资本和知本的结合点难找，虽然公司法允许不按出资行使表决权，但究竟表决权让渡应掌握何种“度”才能较好兼顾各方利益，兼顾公平和效率，实在很难把握。有限责任公司股东间的纠纷司空见惯，道德风险是投资者出手慎重的一个重要原因。与传统领域相比，非专业人士根本无法判断科技类企业、创新类企业投资价值，只能依赖专业人士，所以对私募基金经理的道德水准要求很高。信托制私募基金需要由信托公司发行信托计划，信托计划的发行、募集资金的使用，不仅要得到信托公司的同意，还要取得监管机构的批准，难度可想而知。
    在这种背景下，新修改的合伙企业法甫一出台，其中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规定立即引起了私募基金经理的极大关注。设立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的优势一目了然：1、很好地找到了资本和知本的结合点。这是最吸引人之处。专业人士作为普通合伙人，出资不拘多少（如要约收购徐工科技的有限合伙私募基金凯雷亚洲投资基金的无限合伙人凯雷亚洲公司仅持有该基金0.1%权益），却可以专享经营管理之权，并根据业绩获取商定的报酬。出资人不必为经营管理操心，仅以出资为限对企业债务承担责任，享有收益；2、基金经理（普通合伙人）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可以较好地防范道德风险；3、合伙企业不缴纳所得税，合伙人个人是纳税义务人，避免二次缴税；4、其他优势：如不需要监管机构审批；不需要验资，开业登记费用低廉（三百元），登记手续简便；理论上可以吸引资金实力雄厚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以有限合伙人身份出资等。深圳、浙江、青岛先后有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以创业投资企业的名义注册。有限合伙企业是个新生事物，在设立和运作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需要探讨解决。比较常见的是：公司能否做普通合伙人，外国人能否做合伙人及合伙协议的修改权限如何规定比较公平合理等。本文将尝试逐一予以分析。
    一、公司能否做普通合伙人之分析
    （一）问题的提出
    之所以有这个疑问，首先是由于公司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与合伙企业法第三条的规定有冲突。公司法第十五条不允许公司成为为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除非法律另有规定。做普通合伙人当然在此条禁止之列。合伙企业法第三条的规定则列举了四类不得成为普通合伙人的主体，包括国有独资公司、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及公益型组织，并未包括公司（这里讨论的公司，指国有及上市公司以外的公司，如非国有公司）。换言之，公司可以做普通合伙人。但是这种引申解释能视为“法律另有规定”吗？
    其次，如果允许公司做普通合伙人，由于公司股东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公司债务承担责任，基金经理以自己控股的公司做基金普通合伙人的方式，可以规避个人对企业债务承担的连带责任。如果这样，基金经理个人应承担的连带责任就受限于公司有限的赔偿能力，似乎与我们对普通合伙人连带责任的认识有偏差，毕竟有限合伙的普通合伙人与有限责任公司的控股股东有很大的不同，可以合法地不受什么制约地控制企业。
    （二）公司可以做普通合伙人的法律分析
    合伙企业法修改生效之初，对公司能否成为普通合伙人有不同的认识。目前，趋于一致的观点是，公司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理由是：
    1、公司法第十五条的立法目的，是为了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但公司是否对外投资及对投资承担何种责任，是公司享有的法人财产权之一，至少对非公众公司和非国有企业，这显然是个私权问题，应该由股东来决定而不应由立法者代位考虑，否则立法者有越位和侵权之嫌。承担连带责任可能导致的风险大致与对外担保相当。公司法允许公司对外担保，却对承担连带责任的投资加以限制颇令人费解。可能对立法限制私权利行使的必要性与合理合法性的认识有个过程。另外，或许立法者认为承担连带责任与公司资本金的有限性有冲突，或者投资者自我保护意识和能力都比较差，有加以限制的必要。类似的公权力介入私权利的规定，如收益分配、表决权分配等，现行公司法已经修改为当事人意思表示优先。
    从公司逐利本性角度说，第十五条的规定只考虑防范风险，没考虑由此可能带来的收益。公司做普通合伙人，承担的风险自然要比有限合伙人大很多，但可以取得合伙事务的执行权和相应的报酬。一般来说，不承担连带责任的合伙人对公司的投资要控股，才可以取得公司控制权和超过持有股权份额的控股收益，而有限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却可以以很低的出资实现上述目的，代价就是承诺对合伙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实质上是公司信用的扩张。同样是承担风险，与对外担保为他人谋利相比（当然对外担保往往是相互的或者能获取某种收益），做普通合伙人是利用信用为自己谋利，而且由于普通合伙人可以享有合伙企业管理权、控制权，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风险较之为他人担保小很多。
    综上所述，公司法禁止公司做承担连带责任的投资人（普通合伙人）实质上侵犯了公司的法人财产权。当然在公司法修改前，该规定即使不合理，法理上也有问题，却仍有效力，但趋势是要改的，而且预留了口子，允许“法律另有规定”。
    2、由于合伙企业法仅对国有、公众和公益性主体做普通合伙人加以禁止，从字面解释，其他主体，包括非国有独资公司（如国有参股公司、民营公司）、非上市公司（如未上市的股份公司和有限责任公司），应该都可以成为普通合伙人。从立法目的分析，该规定考虑到对国有和公众资产监管能力和手段的局限性，如果允许对投资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未必享受到收益，却很难防范风险，国家和公共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至于其他主体要“买者当心”，风险自负。该规定恢复了私权利的本来面目。换个角度讲，合伙企业法修改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允许法人和其他组织做普通合伙人。在经济生活中占绝对主导地位的企业法人，分为按照公司法登记的公司和依据《企业法人登记管理条例》登记的企业。与前者相比，后者数量少之又少且越来越少（因重组破产清算等原因），影响越来越小，而这其中尚未完成公司化改制的国有企业又是绝对主力。如果把国有、公众、公益性主体和公司都排除在外，剩下可以做普通合伙人的企业法人寥寥无几。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法人可以做普通合伙人的规定基本上是形同虚设。
    3、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合伙企业法的立法目的是规范合伙企业行为、保护合伙企业和合伙人利益。合伙企业行为包括设立行为，其中设立主体当然是一个重要规范内容。从规范合伙企业设立行为，规定设立主体的角度讲，合伙企业法是特殊法，公司法是普通法，应优先适用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当然从限制公司投资行为角度讲，公司法又无疑是特殊法，这也是产生分歧的原因之一，还需要结合其他因素综合分析。
    4、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现行公司法是2005年10月27日修改通过的，2006年1月1日生效；合伙企业法的修改和生效时间分别是2006年8月27日和2007年6月1日。在前后法律规定不一致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后法的规定。
    综上所述，从公司法禁止公司做承担连带责任出资人的立法目的、合伙企业法的立法目的、特殊法优于普通法和后法优于前法四个方面综合分析，公司可以做普通合伙人应无疑义。考查“国际惯例”，公司做普通合伙人有例可循，如中国国家外汇投资公司投资的黑石集团(Blackstone Group L.P.)即采有限合伙形式，由黑石集团管理有限责任公司(Blackstone Group Management L.L.C.,)作为普通合伙人，完全负责管理和运营黑石集团。
    （三）公司做普通合伙人利弊分析
    公司做普通合伙人有利有弊。利体现在：
    1、基金经理通过公司做普通合伙人控制企业，可以规避个人承担的连带责任。这当然有巨大的吸引力——既保持控制权，个人又不必承担连带责任。
    2、在法律禁止公司做普通合伙人的情况下，公司如希望以某种变通方式达到目的，很难找到可行的替代方案。由公司股东按出资比例成为合伙企业的普通合伙人，从股东角度讲可能是最公平的方案，但受到很多限制：如公司的股东必须是自然人，所有股东都愿意成为合伙人（包括有限合伙人）而且实际出资（由公司出资变成个人出资），股东不能超过五十人。这样不仅操作性不强，也不太现实。允许公司做普通合伙人，对存续公司多了一个重要选择。
    3、从上面第2条的分析可以看出，由公司（法人）做合伙人可以解决合伙企业法规定的合伙人不得超过五十人的问题，为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扩大规模提供了一种重要手段。
    弊体现在：
    1、以公司做合伙人，需要二次缴纳所得税。一次是作为合伙人的公司要缴纳，另一次是公司股东取得分红缴纳。选择以自然人为合伙人，只需要缴纳一次所得税。
    2、基金经理选择以公司为“避风港”，会降低外界对企业的信任度（当然这是个商业问题）。尽管以自然人为普通合伙人，其承担责任的能力和生存期限也是有限的，与公司并无二致，但是毕竟少了一层公司“面纱”，个人直接承担连带责任的压力要大得多，自然更能取得投资者的信任。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看出，公司做普通合伙人，尽管有一定弊端，但具有无可替代的优势。
    （四）有待解决的问题
    公司做普通合伙人，带来其他问题。如合伙企业法第三十二条规定的竞业禁止规定如何落实？该条规定，合伙人不得自营或者同他人合作经营与本合伙企业相竞争的业务。自然人为合伙人，竞业禁止的主体很清楚，没有漏洞可钻。以公司为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不执行合伙事务，公司做有限合伙人，不存在竞业问题），竞业禁止的主体自然是公司，但是公司的董事、高管、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是否同样受到禁止，不无疑义。公司法规定的董事高管竞业限制义务，无法解决股东竞业的问题。公司法规定竞业限制的目的是保护公司和股东利益，防止董事高管利用掌握商业秘密、商业信息的优势地位，为自己牟取利益，损害公司利益，但并不禁止在公司股东（控股股东）同意情况下的竞业。因此可能出现这种以合法形式获取不当利益的情况：作为普通合伙人的公司的控股股东以公司以外其他的壳，利用合伙企业的资源，与所投资的有限合伙企业同业竞争，损害其他合伙人的利益。如果发生此类纠纷，恐怕只能依据民法的基本原则来处理。这是合伙企业法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带来的问题。劳动合同法关于竞业限制的内容也难以解决这个问题。
    二、外国人成为合伙人问题
    由于看好中国创业投资企业的“钱景”，外国人（包括自然人、法人）也有对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投资的要求。合伙企业法第一百零八条做了授权性规定，由国务院规定外国企业或者个人在中国境内设立合伙企业的管理办法。修改前的合伙企业法对外国人设立合伙企业问题没有规定。国务院配套修改的合伙企业登记管理办法对此未作出规定。在国务院做出规定之前，我们可以依据现有的法律法规对外国人能否做合伙人进行分析，得出明确的结论，给出充分的法律依据。
    （一）外国人做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合法性分析
    调整外国人在国内投资的三部法律，主要规定企业设立运行清算等方面的行政管理问题，至于企业组织形式方面的规定要么非常简单（如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要么根本不规定（如外资企业法）。外资企业并非一种（几种）企业组织形式，其特殊性主要体现在投资主体涉外上，本身仍需采用某种组织形式（或企业组织形式），原则上要受到此方面的普通法的调整（也可以视为专门法），如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但是我国对外商投资实行行政审批制度，而行政机关的行为必须要有明确充分的法律依据（尤其是在外资管理法与企业组织法的规定时有冲突的情况下），否则不会审批，外国投资者也就无法实施投资行为，成为出资人。
    1、外国企业、个人在中国设立合伙企业有两种形式：全部由外国资本出资设立或内外合资合作设立，二者又受到不同的法律调整。如果全部由外资设立，要受外资企业法的调整。外资企业法允许外资企业以法人和非法人形式存在。非法人形式主要包括合伙企业、个人独资企业及联营。调整外资合伙企业法律关系，适用合伙企业法应无疑义。换言之，从法律上讲，外资可以依据合伙企业法和外资企业法的规定，在境内设立纯外资合伙企业。
    2、由外资与内资合资设立合伙企业在法律上是否可行呢？
    调整中外合资企业的法律主要是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和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明确规定企业的组织形式为有限责任公司，显然依据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无法解决内外资采用合伙企业形式。
    3、合作企业能否采用合伙形式，尤其是合伙企业法规定的有限合伙呢？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也允许企业以法人和非法人形式存在。如果以非法人形式存在，合作各方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或至少一方承担连带责任，即符合合伙企业对债务承担的规定。但关于中外合作企业组织机构的规定与合伙企业的规定有冲突之处：合作企业对组织机构有特殊规定，要求中外方都要担任一定职务，参与企业管理，而且该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非法人合作企业的联合管理机构决定合作企业的一切重大问题。采取普通合伙制应该可以满足合作企业对组织机构的要求（但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九条规定须董事/委员全体一致通过的事项除外）。至于有限合伙制，在只有中外双方的情况下，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允许各方在合作合同中对管理权限作出分配，中外一方可以以承担有限责任为条件，放弃管理权限，以符合有限合伙企业的法律规定，但是这样做却与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组织机构的规定直接冲突。规定一方仅仅担任副职（副董事长、副主任），且该职位不享有管理权限，完全不参与管理，恐怕不符合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的规定。以上讨论的是仅有合作双方的情况，结论是：有限合伙企业难以满足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对职权分配的规定，此种情况下外国人不能做合伙人。如果有两个以上出资人，中外方都有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另有承担有限责任的出资人，可以满足合作企业组织机构的规定，也符合有限合伙企业的要求，外国人做有限合伙企业合伙人应没有障碍。惟此种形式，似乎不必非适用合伙企业法，依据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和民法通则关于联营的规定注册，即可达到成立有限合伙企业的目的和效果。适用前后法律的一个不同点在于：第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的投资主体不能是国内个人，只能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合伙的主体允许是国内自然人；第二，依据后者意味着合作企业的合作合同和章程内容需非常全面，因为在不约定的情况下无法法定适用前者。
    非法人的合作企业与合伙企业的冲突还表现在：合作企业经营积累的财产，归合作各方共有(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类似于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取得的财产，并且未明确规定允许各方另行约定，这与合伙企业的有关规定冲突。该规定的立法目的不清楚，但是在目前的环境下，如果合作各方对经营取得的财产做出按一定比例分享的约定，相信审批机关不会太机械地适用一个法律实施细则的规定（第五十二条）不予批准。
    综合上述分析，得出结论：全部由外资出资设立有限合伙企业没有法律障碍；满足中外方都有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的条件，应该可以成立中外合资（合作）的有限合伙企业，即外国企业或个人可以成为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
    （二）外国人做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合伙人合法性分析
    我国对外资投资实行审批制，外国企业或个人要成为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的合伙人不仅要受三部关于外资合资合作企业法的限制，还要受到行业进入限制。与私募基金关系比较紧密的部门规章是原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等五部委于2002年发布的《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管理规定》（《管理规定》）。该规定对外资进入以未上市高新技术企业进行股权投资为主，并为之提供创业管理服务，以期获取资本增值收益的投资行业做出了规定。《管理规定》允许成立外资独资或中外合资的非法人制企业，可以有承担有限责任的出资人和至少一名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的出资人（称为必备投资者），实际上与合伙企业法关于有限合伙企业的规定基本相同，但是对出资人的条件和出资设置了较高的门槛。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投资是证券投资私募基金最重要的投资方向，包含在股权投资范围内，因此设立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应该适用《管理规定》。但是该规定要求的门槛非常高，一般投资者很难达到，依据《管理规定》注册合伙型私募基金之路基本被堵死了。
    即使不将高新技术企业股权投资列入合伙企业投资范围，回避《管理规定》的规定，仍需要遵守有关外商举办投资性企业和行业进入方面的规定。由于私募基金的经营范围主要是投资，范围往往很广，可能进入国家限制或禁止外资进入的行业，包括资金流入限制外资进入的A股证券市场，造成外资变相取得内资待遇，肯定不会得到主管机关的批准。
    但是《管理规定》的出台必须考虑两个背景因素：其一是当时的公司法还有对外投资不得超过50%资本金的规定，只有投资企业才不受此限制；其二是符合条件的外资企业享有税收优惠。目前这两个优惠已经不存在了，是否有投资者愿意依据该规定注册创投企业值得怀疑。笔者分析，可能出现以注册股权投资以外的其他行业的合伙企业之名而行投资之实的私募基金。是否要监管、如何监管是监管部门要考虑的问题。但由于法律环境的变化，监管机构以往习惯采取的堵的思路越来越行不通了，只有疏导才有出路（当然这个问题并非本文讨论的重点）。
    以上结论是对现行有关法律的规定进行分析得出的。由于外国人作合伙人要经过外资管理机关批准和工商登记机关登记，审批和登记机关对注册合资性质的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持何种态度，还不清楚。行政行为的特点决定了必须谨慎从事，因此可能仍有待国务院根据合伙企业法授权性规定在管理办法中作出规定，有关机关才会对外国投资者做中外合资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放行。
    三、合伙协议修改的权限应如何规定
    （一）合伙协议修改的重要性
    合伙协议是规定普通合伙人、有限合伙人职权、义务和利益的主要法律文件，是合伙企业的基本法。合伙企业法规定，合伙协议订立后，经全体合伙人签章生效。这里的合伙人包括普通合伙人和有限合伙人自无疑义。如有合伙人不认可合伙协议，修改的提议又得不到响应，可以拒绝签章，合伙协议对其自然不产生约束力。有疑问之处在于：有限合伙制私募基金是个新生事物，无论基金经理还是投资者普遍缺乏实践经验，企业设立时的合伙协议订立得往往比较笼统原则，操作性差，运行中往往碰到与实际不适应的情况，势必要修改或补充，那么修改补充的权限应如何分配才公平合理，既能保证普通合伙人（基金经理）执行合伙事务的权限和效率不受影响，又能保障有限合伙人的利益不受侵犯。
    产生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合伙协议规定，修改或补充合伙协议应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但允许合伙协议另行约定。换言之，不管最初订立的合伙协议如何规定，只要普通合伙人有权单方修改（不太可能单独赋予有限合伙人修改权，因此不讨论），就可以让合伙协议完全为己方利益服务。从另外的角度讲，如果赋予有限合伙人与普通合伙人同样的表决权限，表决方式类似修改公司章程，不考虑有限合伙的特殊性，似乎既有悖有限合伙企业设立的初衷是为了把普通合伙人的专业知识技能和有限合伙人的资金优势结合，又未考虑私募基金的投资领域偏重于创业创新企业，实现盈利的方式主要依靠上市退出、股权转让或管理层回购，要求基金经理对技术、市场、政策的变化有较强的洞察力、判断力和决断力，绝非普通投资者能做到的，决策权管理权掌握在少数专业人士手中比较有竞争力(所以合伙企业法也规定普通合伙人才能成为执行事务合伙人，且允许自行约定合伙协议修改权限)，而且普通合伙人为企业债务承担了连带责任，享有的权限无疑应比按持有财产份额比例享有的权限多才合理。
    鉴于合伙协议的修改关系到普通合伙人与有限合伙人的切身利益，无论站在哪方立场上，都要对修改的权限予以高度重视。合伙协议的内容、修改补充权限划分得公平合理，兼顾公平和效率，既能吸引高水平的专业人士加盟，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又容易被一般投资者接受，有助于基金的扩募发展。
    （二）确立合伙协议修改的权限可以参考基金合同和公司章程
    证券投资基金是经证券监管机构批准成立的，由经批准成立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商业银行作为托管人托管，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专门进行证券投资的组合。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虽然性质上属于企业，但与证券投资基金有基本的相同相似之处。如，管理人都是以盈利为目的从事管理，与被管理的资产（合伙企业或基金）的法律关系从根本上都可以归于委托代理关系；投资者都以享受增产增值为目的，不参与管理，都以出资为限承担责任；规定相互关系、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都是契约（合伙协议或基金合同）。所以在设计合伙协议及确立合伙协议修改权限的原则时，可以参考基金合同的规定。但也要充分考虑到二者的区别，尤其是普通合伙人与合伙企业之间决不是普通的委托代理关系，普通合伙人在企业有投资（虽然比例可能很小或以劳务形式出资），是“内部人”，需要对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这一点完全不同于基金管理人的外部人身份，这也是二者最大的不同。因此照搬基金合同的规定显然不合适，要结合有限合伙的特点来规定修改的权限分配。
    另外，有限合伙企业的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与公司股东之间的关系有类似之处，也有很大不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确立合伙协议修改和补充的权限也很有参考价值。
    （三）设计合伙协议修改和补充的权限需遵循的原则
    1、基本原则是：普通合伙人有权对合伙协议予以修改和补充，有限合伙人仅在部分问题上保留表决权，以赋予基金经理最大的权限，调动其积极性，发挥其创造力，提高决策的效率。这样规定的理由包括前面提到的有限合伙企业创设的初衷、私募基金的特点和普通合伙人承担的风险。这样规定当然对基金经理的道德水准要求非常高。实际上，较高的道德水准是私募基金最起码的要求，如果这点做不到，再严密的合伙协议也无法保障私募基金有限合伙人的利益。
    2、有多名普通合伙人的情况下，应取得全体一致或超级多数表决权同意修改补充才生效。
    3、直接涉及有限合伙人利益的合伙协议修改补充，应由有限合伙人根据持有的财产份额比例表决，超级多数表决权同意为通过。
    至于究竟协议中哪些内容的修改或补充直接涉及有限合伙人的利益，可能有不同理解或尺度，但至少应包括如下改变：普通合伙人退伙（入伙退伙比照公司的增减资程序规定不同的标准）、执行事务合伙人报酬计算和提取方式、投资方向（如从未上市股权股份投资转为上市证券投资）、合伙企业费用负担、年终收益分配方式、延长合伙协议期限、企业清算后剩余财产的分配顺序等方面。至于企业借款、贷款、担保及其他内容是否要纳入上述范围，要综合考虑。
    4、在合伙协议修改补充提案提交有限合伙人表决之前，应首先取得普通合伙人的表决通过，然后才能付诸有限合伙人表决，通过后合伙协议修改补充才生效。规定有限合伙人和普通合伙人分类表决，是由于普通合伙人所占财产份额比例可能较小，如果合并表决，普通合伙人的意志无法得到体现，与其承担的责任相比显失公平。
    5、可以考虑设置一个兜底条款：赋予持有超过一定合伙财产份额比例（如百分之十）的有限合伙人要求执行合伙事务的普通合伙人召集合伙人会议的权限；执行事务合伙人不召集时，有限合伙人有权自行召集；有限合伙人全体一致或超级多数（比单纯修改合伙协议需要的超级多数比例为高才合理）表决权同意，可以决定终止合伙协议，对合伙企业进行清算。这种情况下，不必要求普通合伙人的表决同意。这样有限合伙人可以在出现普通合伙人严重损害自身利益或双方利益严重分歧情况下，有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手段。
    四、其他问题   
    实践中还存在如下一些问题。
    1、有限合伙企业开户问题
    《证券法》第166条规定，投资者开立证券账户，必须持有中国公民身份或中国法人资格的合法证件，除非另有规定。即只有我国公民和法人才允许开立证券账户。而合伙企业不具有法人地位，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无法开立证券账户。产生的直接问题是：股权投资以谁的名义。因为如果以合伙企业的名义，将来上市退出时可能遇到障碍。实践上的解决办法是借用他人名义，如执行事务合伙人个人名义来投资，这无疑又产生一系列问题。
    2、合伙人最低出资数额问题
    有工商登记机关提出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合伙人的最低出资额是100万元，依据是《创业投资企业管理暂行办法》（《暂行办法》）。因为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往往使用创业投资（企业）的名义，如葳尔创业投资企业，东海创业投资，南海创业投资等，所以出现这个问题。实际二者名称虽然相同，但私募基金与《暂行办法》规定的创投企业却不是一回事，既不受该办法限制，当然也享受不到相应的优惠政策。解决办法之一是私募基金使用其他的名字，避开《暂行办法》。
    随着创业板的推出，主要从事股权投资，尤其是高科技企业股权投资的有限合伙型私募基金会面临难得的发展机遇，会越来越活跃，越来越有影响。当然会有更多的问题出现，但发展趋势是确定无疑的。

    姚常宇，律师。一九九三年毕业于青岛大学，获经济学学士学位。二〇〇七年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学院研究生班结业。自二〇〇〇年开始律师执业，主要业务领域为公司兼并收购、公司整体法律管理制度的设计、风险投资等法律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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