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我国《海商法》托运人的识别
高良臣

    内容摘要
    笔者办理了某财产保险公司诉某远洋运输公司货损纠纷案、A.P穆勒-马士基公司起诉国内多家货主等数起案件后，深感托运人识别这个法律问题的重要性，一旦货主未被法院认定为托运人，则包括诉权在内的各项托运人权利都会丧失。虽然托运人的识别异常重要，但无论是海商法理论还是海事司法实践，托运人识别这个问题一直存在很大争议。笔者结合办案实践试图从托运人的定义入手来分析托运人识别中的相关法律问题
    主题词
    托运人 承运人 《汉堡规则》 订约托运人 实际托运人  FOB CIF  提单  物权凭证  拟制交付  诉权   
    一、我国《海商法》中的托运人定义分析
    我国《海商法》在第四十二条第（三）项中对托运人作了两类规定，即“托运人”，是指：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第一种情况也是通常意义上的托运人，而第二种情况则超越了托运人的一般定义，将“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的人”也纳入了托运人的范围，这一规定以法律的形式赋予了卖方将自己的名称写入提单并要求承运人向自己签发提单的权利。从立法本意来看，第二种情况主要指向FOB合同。在国际航运及国际货运代理业务中，提单上有关托运人这一栏内常常填写的是买卖合同的卖方，但买卖合同如以FOB条件成交，则安排海上货物运输的是买方，支付海运费的也是买方，托运人应当为买方，这样就和第一种情况发生了抵触。为了不影响当前实际业务中的具体做法，故设立了本款的第二种托运人情况，即将实际上向承运人交付货物的人也作为了托运人[1]，这样有利于保护FOB下的卖方权利。
    从法律条款来看，法律对于上述两种可能被视为托运人的情形是用两个并列的句子表述，两个句子之间既没有“和”也没有“或”，看起来句子结构逻辑不清，因此，有学者认为《汉堡规则》对于托运人的定义在两个句子之间用了连词“或”，在结构上较我国《海商法》的定义清晰[2]。笔者认为，虽然我国《海商法》对于托运人定义的表述没有运用“或”“和”等连词造成了逻辑上的不清，但从整体来分析这并不影响对这两个句子内部关系的认定。试想，如果这两个句子为并列结构，只有同时满足向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又交付货物这两个条件才能够成为托运人，那么在实践中只有CIF或者CFR价格条件下的卖方才有资格成为我国《海商法》中的托运人，这显然与我国《海商法》的立法本意相违背，因此，《海商法》关于托运人定义的两个句子应当为选择关系，只要满足其中一个条件即可成为托运人。这种认识在理论和实践中得到普遍认可，大家通常称呼第一种托运人为订约托运人，第二种托运人为实际托运人或交货托运人。
    二、托运人识别的不同观点    
    对于在我国《海商法》下托运人的识别，在理论上存在以下几种观点：
    第一、两种托运人并存说。该观点认为，从法律条文的文义上看，第一种托运人基于合同关系而产生，可称为订约托运人或者缔约托运人；第二种托运人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存在，是法定的托运人，只要实际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的人就可以被依法识别为第二种托运人，可称为实际托运人[3]。这种观点是严格从法条的文义出发所作出的解释。
    第二、提单记载说。该观点认为，以提单证明的运输合同与以托运单为载体的运输合同会因提单的流转而分离，两种托运人可能会分别存在于该两种合同中，但只有实际交货给承运人，并被记载在提单“托运人”栏中，才能被识别为第二种托运人。这种观点是从立法初衷出发作出的解释。
    第三、托运人单一说。该观点认为，我国《海商法》在两种托运人间用“；”是立法疏漏，应按其本意，即参照《汉堡规则》的精神作出解释，只能根据具体案情确定唯一托运人，托运人不能为二人。
    实际上，对于上述托运人识别的不同观点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国际贸易中普遍存在的FOB贸易条款所致。大家对于CIF(CFR)价格条款下对于托运人的识别基本上没有什么分歧，因为卖方既是向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当事人，同时又是根据承运人的指示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的实际交货人，这种身份上的重叠使得在法律上识别托运人为卖方就变得非常简单也基本上没有争议。因此，我们下面重点针对FOB价格条款下的托运人识别进行逐一分析。
    三、FOB下承运人如何识别有权接收提单的托运人
    根据最新的《2000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的规定，在FOB价格条款下，买方必须自付费用订立从指定的装运港运输货物的合同；卖方必须在约定日期或期限内，在指定的装运港，按照该港习惯方式，将货物交至买方指定的船只上。从上述解释通则的规定看，买方是支付海运费并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合同的人，符合我国《海商法》第四十三条第三项“1、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与承运人订立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人”；卖方是实际交付货物的人，符合我国《海商法》第四十三条第三项“2、本人或者委托他人以本人名义或者委托他人为本人将货物交给与海上货物运输合同有关的承运人的人”。这样来看，在FOB价格条件下，一票业务就同时存在了两个托运人，即买方是订约托运人，卖方则是实际托运人，根据我国《海商法》的规定得出同时存在上述两个托运人的结论很正常也合乎逻辑。但问题是如果在同一票业务中同时存在两个托运人，那么承运人究竟该如何识别谁是有权接收提单的托运人呢？
    我国有学者主张，在FOB条件下，合同托运人是收货人即买方，但具体办理装货手续的是卖方，所以提单的接收人可以是卖方和买方[4]。笔者认为，即便根据我国《海商法》规定得出一票业务中同时存在两个托运人的结论，但承运人只能向实际托运人即卖方签发正本提单，具体理由如下：第一、众所周知，《国际贸易术语解释通则》关于FOB贸易方式的解释明确规定：卖方必须自行承担费用向买方提供通常的单证，证明已经交付货物，这里所谓的“单证”当然包括提单。这样在FOB价格条款下，即便由买方安排货物运输并支付运费，承运人也应当向卖方签发提单，这是有国际惯例依据的；第二、提单不仅是国际贸易的基石，也是国际贸易的产物，因此，提单的流转程序应当遵循国际贸易惯例。承运人将提单签发给卖方，这样能够充分保证卖方在未收到货款之前可以控制货物然后在买方支付货款的情况下通过各种方式将提单流转给买方，从而完成整个正常的国际贸易操作流程。由于提单通常被认定为货物的物权凭证且在一般国际贸易中的交付均是拟制交付，承运人一旦将正本提单签发给作为订约托运人的买方，则很可能导致在买方未支付货款的情况下卖方货款两空的结局，因此，承运人将提单签发给买方不仅导致国际贸易操作流程的混乱，也严重损害卖方的货权，从而违背了法律最基本的公平原则；第三、在FOB价格条款下，卖方负有将合同约定货物安全交付给承运人的义务，提单作为货物交付的凭证，其代表承运人承认并证明卖方根据买卖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交货义务。如果承运人拒绝签发提单给卖方，那么卖方如何向买方证明货物已经实际交付给承运人了呢；第四、在当今的国际贸易中，买卖双方通过信用证结算的比例越来越大，如果承运人将提单直接签发给买方，则必然导致卖方因单证不全从而无法从银行顺利结汇，影响了正常的国际贸易结算；第五、承运人直接签发提单给买方，买方在持有正本提单处于主动地位的情况下，往往会做出损害卖方利益的举措，比如拒付货款，比如以货物质量、数量存在缺陷为由要求降价处理等，这样严重削弱了卖方在国际贸易中的平等地位。
    四、FOB下实际托运人的识别是否以提单的记载为条件
    在长期的提单业务中，不论是对于FOB货物还是CIF(CFR)货物，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在提单中将卖方记载为托运人，买方记载为收货人的做法。但在国际航运实践中，一些不合常规的提单记载方式并由此引发纠纷的现象也屡见不鲜，常见情形大致如下：FOB卖方将货物交付给承运人取得承运人签发的提单，由于信用证特殊要求等情形，承运人签发的提单中托运人一栏记载为买方。因买卖双方贸易环节或国际结算环节出现纷争，全套正本提单被退回而由卖方持有，承运人则未凭借正本提单将货物交付给了买方，买方也未支付货款给卖方，由此卖方持有全套正本提单起诉承运人要求返还提单项下的货物或者在无法返还货物的情况下赔偿货款。在卖方未被记载为提单托运人一栏的情况下，如果卖方因向承运人实际交付货物而被认定为托运人则其享有当然的诉权；如果因卖方未被记载入提单中托运人一栏而未被认定为托运人则结果正好相反。由于观点不一，导致法院判决结果也大相径庭。究其本质而言，这类案件都无一例外的能够抽象出这样一个命题：在FOB下，实际托运人的识别是否以提单的记载为条件。
    有观点认为，提单是一种文义证券，那么FOB下卖方与承运人之间的这种纯粹的提单法律关系也必须通过提单上的记载明确表示出来，即FOB下卖方欲成为提单关系一方的话，应在提单托运人一栏中明确注明自己的名称。特别是提单托运人一栏中的托运人是应当记载事项，如果没有记载则视为卖方主动放弃了我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托运人定义为其设立的保护，此时他既非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一方当事人，也非提单法律关系的当事人，因此，FOB下识别卖方是否为托运人应当以提单的记载为条件[5]。这似乎欠妥，首先，实际托运人主体地位法定的特性决定了认定托运人应当严格按照我国《海商法》中的托运人定义。我国《海商法》对于实际托运人的定义，实质条件只有一个，就是向承运人交付货物的事实或者行为，那种认为实际托运人的识别应当以提单记载为附加条件的观点从法律规定的定义条款上找不到任何依据，因此，实际托运人的主体地位及权利和义务均是来源于法律规定而非合同的自由约定。如果以FOB卖方记载为提单的托运人为附加条件，从而与承运人形成提单所证明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话，那么卖方就不是实际托运人而成为了订约托运人了[6]。根据我国《海商法》关于托运人的定义及立法本意，正是由于FOB卖方与承运人之间没有合同关系，才有通过立法确定其为实际托运人的必要；其次，退一步讲，即便仅仅从合同关系来看，以提单记载为识别托运人的条件也站不住脚。众所周知，提单仅仅是海上货物运输合同的证明，但并非唯一证明。只要当事人有证据证明其与承运人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即便当事人未被记载入提单中的托运人一栏，我们也不能以提单关系为由否定当事人与承运人之间的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也不能否定其为托运人的法律事实；第三、我国《海商法》第七十二条明确规定“货物由承运人接受或者装船后，应托运人的要求，承运人应当签发提单”，从法条来看，承运人在签发提单之时甚至签发提单之前就应当识别托运人，如果以提单的记载来判断托运人似乎是本末倒置，这也会使得承运人在签发提单时造成很多麻烦，比如承运人根据卖方的要求签发提单后，买方又主张卖方非托运人从而造成承运人在签发提单时无所适从的情形。因此，我们认为，由于法律的明文规定，FOB卖方具备了托运人的主体地位，其与承运人之间不是合同关系，而是由法律创设的法定关系，其是否被识别为托运人不应当以提单的记载为条件，否则就损害了卖方的诉权及其他合法权利，也违背了我国《海商法》第四十二条第（三）款第2项的立法本意，不利于保护FOB下卖方的利益。
    五、结束语
    托运人的识别是一个争议很大且复杂的法律问题，鉴于海上货物运输与相关的国际贸易关系紧密，因此，我们认为在托运人的识别中务必要结合国际贸易条款来具体分析。那种《海商法》只负责海上货物运输问题，不必考虑国际贸易价格条款，国际贸易法律关系不能约束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的观点实际上割裂了《海商法》与其他部门法及国际惯例的相互关系，值得重视和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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