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慈善家---杨良宜

    三月五日，青岛漫天瑞雪，在这个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不同寻常的学雷锋纪念日，他操着那口略带江浙口音的南方普通话，在市南区政府的会议厅开始讲解他刚刚脱稿的大作《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美证据法》。

    这位旁征博引、收放自如的演讲者，从1979年开始二十多年来从不间断地奔波于香港和内地，给中国大陆无数从事航运、保险、外贸的从业人员和在校学子传道授业，不但不收分文，还自担一切费用，而且一直坚持向最渴求知识但缺乏物质条件的中国学生捐赠自己的书籍，迄今已捐赠价值上千万元。但他尚未有属于自己的房子和车子。他多年的无私奉献已经惠及无法计数的中国涉外企业，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青年学生，为中国的海商法学界和实务界催生了数不清的栋梁之材。他在很多国际机构担任重要职务，受聘为众多知名大学的客座教授。熟悉他的人都称他为“杨先生”，在认识他、了解他的人们当中，“杨先生”成了对他的专有称谓，这一普通的称谓中包含着亲切和景仰。
他就是著名海商法专家杨良宜先生。

    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大约在1995年的秋天，记得是在中国政法大学的阶梯教室里听他讲滞期费。吴焕宁老师向大家介绍他时，我见到的是一个身材瘦削、皮肤白皙、文质彬彬的中年人，但头发已斑白，所以很难猜测他的准确年纪。两天时间里，杨先生给我们讲解了多少个案例早已记不清，但以案说法，简洁、务实而又灵活的思维给我带来了强烈的冲击，也给了我很大的启发。我感觉到了这次课对我的价值，后来我也尝试着通过案例的形式向客户讲授法律。后来，在中国海商法协会举办的若干次会议上，在大连、深圳、北京、上海等地，我与杨先生又多次见面，聆听到他的发言，拜读到他的新书。

    我曾经在聆听杨先生讲课时向他请教过许多问题，亲身感受了他的随和可亲。在遇到业务难题时，有时冒昧给他发一个传真，常常非常惊喜地在第二天就收到他的回复，即便有时我的传真是在周六发出的。这成了我对杨先生高尚人格最初的直接感受。

    我们开始频繁地邀请他来青岛，举办内容非常广泛的各类讲座。讲座之余，我们有了很多独处的时间。在崂山道士的庭院中，听他讲述他与幼时的伙伴们几十年来各自的起伏变幻；在海滨俱乐部的泳池旁，听他分析香港兴衰的原因与症结；松林漫步，听他回忆年轻时如何因获得一本好书而改变了自己一生；茶余饭后，听他自得地追述如何劝说心有旁骛的幼子攻读法律。更多的时候，听到的是他对于国人在残酷的国际商场上惨遭西方骗子屠戮的声声叹息，感受的是他对祖国年轻一代的殷殷期待。随着交往的深入，我和我的同事们对杨先生的尊敬、景仰之情与日俱增。
东南亚金融危机发生后，杨先生自称深感时间宝贵而责任重大，断然辞去了在国际上很多机构担任的重要职务，转而将几乎全部的精力用在国内讲学和写作上。他的讲坛，从最初的大连海运学院（后更名为大连海事大学）、上海海运学院、对外经贸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扩展到后来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等几十所国内知名院校，从东北到西南，从海南到内蒙，到处都留下了他的足迹，留下了他的声音。

    与此同时，杨先生又以常人难以相信的精力和写作速度，连续出版了十余本海事海商专著，向中国人传授英美海商法的理论和实务。以前出版的《提单》、《滞期费》、《外贸与海运欺诈》、《程租》、《期租》、《国际商务与海事仲裁》等书籍，是国内从事海事海商理论研究与实践人士的入门必读。亚洲金融危机后，他又以常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推出了《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美合约法》、《禁令》、《海事法》、《提单及其他付运单证》、《国际商务游戏规则---英美证据法》等数百万字的著作。司玉琢教授在为《海事法》写的序中写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大陆，乃至在香港，没有哪个业内同仁没有杨先生的书，没有哪篇论文不援引杨先生的论述”。此言不虚。在我看来，杨先生无疑是将英美商法比较完整和系统地介绍给华人社会的第一人，而且其独特的杨氏文风使得枯燥的法律书籍变成了通俗易懂、人看人爱的畅销书。

    但谁能够想象，这位在讲坛上激情四溢的传道者，一个完成数百万字专著的高产作家，居然是一个已患糖尿病多年，需要每天自行检查血糖，给自己注射胰岛素，此外还患有一种据说亚洲罕见怪病的病人！是什么在支撑着他那单薄的身体散发出如此巨大的能量？是怎样的信念让他几十年如一日辛苦劳作和无私奉献而甘之如饴？从他不知疲惫的演讲中，从他那洋洋洒洒的著作里，从与他的多次交谈中，我们可以强烈感受到一种顽强而坚韧的信念。在《国际商务游戏规则》中他写到：“这是一本我认为最重要的书，用来献给中华民族的青年。希望他们阅读后，会对他们的思维有所帮助。将来不论是在哪一种行业，做任何的事，在考虑问题时，会想得更长远，更全面，更精密，更逻辑与更连贯。”他的这种希望，缘于他在国际层面上的所见所闻，他说，“在我的工作中，每天几乎都可见到、听到或碰到中方受骗，每次损失都在十万、甚至百万千万美元，而且被外国人骂不守合约信用。即使中国是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也会因流血不止而大难临头。”因此，他“寄望中国青年人能学好这套国际商务游戏规则，思维能提高至世界上最一流，大大超越我与我这一代人，这将会是中国人能在这世界上抬得起头的一天。而我与我这一代人，也能有机会在中国安享晚年。”

    窗外的雪仍在纷纷扬扬。在这纪念雷锋的日子里，我想象着历史将会如何评价台上的这位讲者。在我看来，他很像一位慈善家，虽然他并不富有，但他无私奉献的金钱和物质财产也足可供他在香港买下名车和豪宅。他捐出了大量有形的财产，更捐出了宝贵的知识财富，捐出了他对国家和民族的一片赤诚。他散播的是能够提高思维、创造财富的知识。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与那些仗义疏财的慈善家相比，杨先生的辛勤劳作将深刻影响不止一代中国人的思维。

    无论是见面还是在信函中，我每次对杨先生的问候都非常简单，就是祝愿他身体健康。我们都明白，只要先生的身体还能撑得住，他就离不开讲坛，离不开他寄予厚望的学生们。我相信，身体健康是认识杨先生的人们对他的共同祝愿。                                                                        （张志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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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务研究

　商品房的外墙使用权归谁所有？

    某沿街小区的楼宇外墙出现了某产品的大幅广告，总让人感到与高档的楼宇不协调，让住在里面的业主们感到不舒服。于是，业主与物业公司交涉，物业公司认为，楼宇的外墙归物业公司所有，物业公司有权使用或出租。业主则认为，楼宇的外墙属于公摊部分，购房时该部分的费用已经分摊到每个购房者，因此，楼宇的外墙应属于业主所有。
那么，楼宇的外墙归谁所有呢？

    1995年12月1日开始实施的《商品房销售面积计算及公有建筑面积分摊规则（试行）》是这样表述的：“……，公用建筑面积的组成中，其中包括套（单元）与公用建筑空间的分隔墙以及外墙（包括山墙）墙体水平投影面积的一半。……，而公用建筑面积分摊计算是各套的套内建筑面积乘以公用面积分摊系数，得到购房者应合理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

    由于每个购房者都为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支付了价款，分摊的公用建筑面积即山墙应属于所有购房者不分份额的“公有”。因所有权和使用权可以分离，所有权人既可以自己使用，也可以授权他人行使山墙的使用权。
那么，该楼宇的外墙使用权是如何行使的呢？

    一般情况下，楼宇的外墙使用权可以由小区内的业主委员会行使，也可以由业主直接委托物业公司行使。
虽然在《商品房买卖合同》的第17条中双方约定商品房所在楼宇的外墙使用权归全体业主所有，但是在该合同的《补充协议》里双方一般都会有这样的约定：楼宇的外墙使用权由业主委托物业公司行使，物业公司根据该委托可以出租该外墙使用权，所得收益应予以公布，并将其用于维持小区维修管理的日常开支。

    明确了这些，就可以在楼宇外墙使用权问题分清业主和物业公司的权责，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产生。

                                                                               （许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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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外案例

仲裁机构是否有管辖权

    澳大利亚A公司与中国B公司因履行买卖合同发生纠纷，根据合同背面仲裁条款的规定，A公司向中国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以下简称“贸仲”）提起仲裁。B公司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贸仲”没有管辖权，但B公司的管辖权异议书叙述不清不楚，仲裁员和A公司谁都没看懂，根本不明白B公司为什么主张“贸仲”没有管辖权。

    该案在北京开庭审理。A公司向仲裁庭出示了正本合同，正反两面，双方均在正面签字并盖章；背面条款中有仲裁条款，双方均没有在背面签字或盖章。随后，B公司也向仲裁庭出示了一份正本合同，但只有正面，没有背面条款，A公司在正面签字并盖章，B公司只有签字和影印的印章。

    此时，A公司和仲裁员才明白，B公司主张“贸仲”没有管辖权，是因为B公司持有的正本合同没有背面条款和仲裁条款。

    那么，两份正本合同的真实性如何？经过比对，确认两份合同的正面内容完全一致，最上方是B公司的中英文全称，显然，合同格式是由B公司提供的。双方都不能否认两份合同正面的签字或印章属实。然而，B公司称，其持有的合同如果原来有背面条款，不可能事后清除掉，言外之意，A公司持有的合同，如果原来没有背面条款，可以事后复印上去。

    庭审没有继续进行，仲裁庭要求双方先搞清两份合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

    据A公司称：双方在A公司办公室谈判结束后，B公司提供了合同空白格式（有背面条款，正面已经预先加盖了B公司的印章）， A公司使用电脑填制了一份合同（只有正面栏目需要填制），然后可能又复印了一份，但由于疏忽没有复印背面。A公司在两份合同正面盖章、签字，B公司代表也在两份合同正面上签了字。A、B公司各留有一份合同，但两者不同，A公司留的是用B公司提供的格式制作的、有背面条款的合同，而B公司留的是复印的、没有背面条款的合同。总之，两份合同都是真实的，但A公司开庭之前根本没有意识到两者会出现差异。

    该案将如何发展是个未知数。不管怎么说，A公司一时疏忽，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其中教训是明显的，法律问题也并不简单。
                                                                               （李明均）
    （欢迎读者发电子邮件，对该案进行评论，对其走向进行预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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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人随笔

                                                                                   （闵赛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