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海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案

2002年8月1日召开的海事论坛上，一组数据令与会者触目惊心，1976年至2000年，我国沿海共发生大小船舶溢油事故2353起，平均每3.5天发生一起，其中溢油量在50吨以上的重大溢油事故53起，总溢油量29754吨。由于石油及有毒有害物质污染对海洋生态环境有着长期的破坏，尤其是油类物质污染面积广、容易扩散、不易清理等特点，使广阔无垠的海洋的自洁能力受到了很大程度的限制。对于一个国家的领海、专属经济区、毗连区的管辖范围的沿海水域，尤其是海湾内的水域，同等程度的污染对海水养殖、沿海港口作业、沿海运输甚至沿海城市及通海水域等造成的巨额经济损失等不良后果更为严重。然而，至为严重的是，事故发生后，我国缺少妥善处理油污损害的机制，往往使本来就非常严重的油污损害事故雪上加霜。

因此，对沿海船舶油污损害的赔偿，在法律上如何适用，是处理船舶油污损害问题的关键。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油污损害及与油污损害相关的概念。1969年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第一条第六款对油污损害有定义：“油污损害是指由于船舶溢出或排放油类（不论这种溢出或排放发生在何处）后，在运油船舶以外因污染而产生的灭失或损害，并包括预防措施的费用，以及由于采取预防措施而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第一条第七款同时也明确了预防措施的含义。“预防措施，是指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或减轻污染损害而由任何人所采取的任何合理措施”

但是，1969年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所定义的油污损害的范围过于狭小，未考虑消除油污损害所造成的影响是长期而又久远的这一因素，因此1969年油污损害民事责任公约的1984年议定书对“油污损害”的定义做了修改，议定书的第2条第3款规定，预防措施费用除了已实际采取的合理措施费用外，还包括“行将采取的合理复原措施的费用”上述定义包括了三个实际的内容：（1）污染直接造成的灭失或损害；（2）预防措施费用（包含已采取和行将采取的措施）；（3）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灭失或损害；这三部分的损害都归属油污事件造成的损害，责任方应当承担赔偿的义务。

预防措施费用通常是指碰撞发生后，为了防止油污损害的发生已经采取和行将采取的措施所支付的材料费、工资、船舶作业费用、集油处理费、车辆费用及与船舶所有人联系费用等。如果采取的预防措施是根据签订的合同（如救助合同）进行的，因合同产生的费用应列入预防措施费用。污染损害或因预防措施造成的进一步的灭失或损坏，这里既包括对船舶、人身或其他财产的灭失或损害，也包括对环境污损的进一步损害。

我国现行法律法规中从保护海洋环境、制裁污染责任人的角度对责任人的行政性处罚方面的规定已经比较完善了，但是，一旦涉及到油污损害，损害赔偿的数额相对于行政罚款来说是相当巨大的，如何对沿海船舶油污损害受害人的财产损失进行赔偿，我国尚未有专门的配套法律予以规范，也未建立相应的油污损害赔偿机制予以调整，在此，笔者也只能根据我国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对沿海船舶碰撞造成海洋油污损害的法律适用浅谈己见。

一、适用《民法通则》中的原则解决沿海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问题。

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四条规定“违反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污染环境造成他人损害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根据该条规定，表面上看来，船舶油污损害属特殊的侵权，应当适用严格责任，即无过错责任原则。但是，《民法通则》虽然把环境损害列为特殊侵权之一种，在归责原则上却没有作为特殊侵权处理。该法第124条规定侵害人承担责任的前提是违反有关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即行为具有违法性。如果受害人利用该规定维护自身权益，除了要证明损害事实的存在和因果关系外，还必须有证据证明侵害人的行为确实违反了国家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的规定。实践证明，有时候在合法或适法的情况下，环境污染也存在对人身和财产构成侵害的可能。如排污虽然符合规定的标准或领有排污许可证，但经过日积月累的污染，仍形成了公害。在此情况下，依照《民法通则》的第一百二十四条，受害人就得不到赔偿。对船舶碰撞油污损害而言，受害人必须证明船舶碰撞的一方或双方违反了有关环境保护的有关法律规定，实际加重了受害人的举证责任。

所以，笔者认为沿海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适用《民法通则》并不适当。

二、适用《海商法》中的相关规定解决沿海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问题。

《海商法》是调整平等主体之间海上运输关系、船舶关系的特别法，船舶油污损害赔偿正是基于船舶产生的财产关系，根据我国特别法优于一般法的原则，应适用《海商法》。

船舶碰撞造成的海洋油污损害，应该由泄油方单方先承担全部责任再向有责任的另一方追偿还是双方直接承担各自的责任份额，或是双方对外共同承担连带责任后再相互追偿一直是争论的焦点问题。

为了保护航运业的利益，在处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问题时，国际上通常适用“谁污染谁赔偿”的原则。“谁污染谁赔偿”的原则让全部损害赔偿责任都由油轮一方承担，即使存在共同侵权的情况，非油轮方也不用承担连带责任，而由油轮方在对第三方赔付后再向非油轮方追偿其应承担的赔偿金额，以保护占航运业大多数的非油轮方的利益。

船舶碰撞造成油污损害第三方财产，碰撞双方是否应承担连带责任的问题，在理论界和实务界存在很大争议。国内目前主要有两种主张：

第一种主张，根据“谁污染谁赔偿”原则，暂不问双方的过失，先判令油轮方对受害方承担赔偿责任，再根据《海商法》第169条规定：“船舶发生碰撞，碰撞的船舶互有过失的，各船按照过失程度的比例负担赔偿责任。过失程度相当或者过失程度比例无法确定的，平均负担赔偿责任，互有过失的船舶，对碰撞造成的船舶及船上货物和其他财产的损失，依照前款规定的比例负担赔偿责任，碰撞造成第三人财产损失的，各船的赔偿责任均不超过其应当承担的比例，互有过失的船舶对造成的第三人的人身伤亡，负连带责任，一船支付的连带责任赔偿超过本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的，有权向有过失的船舶追偿。”由碰撞双方根据过错责任比例分摊。当然，对于处理船舶油污损害赔偿到底采用何种方式，国内众说纷纭，建议方法不一，很多人认为，由船方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再由过失方按比例分摊的方式，虽然保护了在航运业占大多数的非油轮方的利益，维护了航运业的稳定和发展，但是，却是以牺牲受害方的利益和牺牲油轮方的利益为代价的，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士认为该种方式不足取。

第二种主张，连带责任是在船舶油污损害赔偿中适用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最正确表现方式。这种责任形式综合了各方的利益，更加合理地解决了赔偿问题。首先，它最符合无过失原则的基本要求。由于油轮方在任何情况下都非唯一的责任主体，因此，在处理赔偿时，不考虑碰撞各方的过失情况，无论有无过失，都应对实际造成的油污损害承担赔偿责任。一方赔偿后，再向其他责任方追偿，当然，会因此加重航运企业的营运风险，但同时也促使了船舶所有人或经营人更加谨慎地经营，减少事故的产生。其次，连带责任方式更饱满地保障了受害人的利益。由导致碰撞的各方连带赔偿，减少出现因碰撞船舶一方破产或者没有能力清偿油污损害，而造成受害人的损失无法完全得到或者根本无法得到弥补的情形。

我国现在实行的无论何种形式的赔偿方式，似乎都有着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与我国尚未建立系统的油污损害赔偿机制息息相关，而目前国际上已经有了一套较为完整的油污损害赔偿体系，拥有了比较完善的事故赔偿与索赔机制，绝大部分溢油事故都能得到有效的清除、合理的赔偿。该机制的核心是由石油货主摊款设立油污基金，赔偿由船东和货主共同承担，当油污损害在船舶责任限制范围内由油污保险作出赔偿，当油污损害超出船舶责任限制时，则由油污基金作出赔偿。在我国建立油污基金的设想呼声日隆。我们认为，应尽快建立相应机制，修改有关法律规定，明确赔偿责任，以结束目前的不明朗局面。

官儿梦

    2002年12月7日，是我35年来一个重要的日子。这一天，我当上了文康律师事务所的副主任。

    想想以前当官儿的经历，实在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小学时最大的官儿是学习委员，初中时是物理科代表。高中一入学，班主任凭成绩（我入学成绩是第一名）钦点我作班长，一个学期后辞职改做了学习委员。一把手做不了，只能改任闲职，让贤给了一个官欲和能力都很足的丫头。大学时好象还是做学习委员，另外在英语快班里兼任了一个科代表。毕业后到贸促会，先是在法律处，后调到下属的外贸公司从事进出口业务，参加广交会的时候名片上印了个业务经理，后来发现满天下做外贸的，最小的官儿就是业务经理。正儿八经做过的官儿是一家公司收购的电池厂的营业部经理，只可惜接受任命时我已经决定辞职做律师了，所以这个小官儿也没有做多久。倒是电池厂原来的营业部经理留任做了我的副手，使我从他那对我堆满真诚得有些虚假现在想来有点恶心的微笑中，感觉到了官大一级的优越。

    做了文康律师事务所的创始合伙人（这样称呼，在于有别于后来加入的孙芳龙等，意在突出我们的原始地位，尽管孙芳龙可以称得上是文康所创立的军师和幕后黑手）后，召集我们一同下海上山的张金海名正言顺地成了首任主任，这没的说，合情合理。好在文康所的合伙人协议写得好，主任不得连任，所以皇帝轮流做，早晚到我家。谁知刘学政来了，一下子使我的做官梦破灭了，因为合伙人协议特意将主任不得连任的约定改了，为刘学政的终身独裁统治扫除了障碍，也宣布了我的主任梦彻底完蛋。当时刘学政的下海，据说与我的半夜骚扰有一定因果关系。早知如此，何苦来哉！

    更可气的是，刘学政当了三年主任，死乞白赖地非得辞职，宣称要专心做业务。这事拖了半年，我们终于没能说服他回心转意。他不干就不干吧，干嘛临下台扶上个好好先生殷启峰？他最大的做官儿经历不过就是个房地产公司的办公室主任嘛，并不比我官历资深。噢，不对，据说启峰那个办公室主任相当于处级干部，怪不得人家临辞职分了一套百十平方的房子，而我只分了一个团结户。得，启峰先干吧。

    说实在的，我自己并没有什么官瘾，我很自信我可以做一个好律师，但知道我自己不是当官的料。可我压力很大，因为我老婆总盼着我当官，希望我出人头地。可能是因为比我早工作两年的她至今仍然是个老白丁（据她回忆做过几天临时的小组长），所以才盼望夫贵妻荣，满足她的虚荣心，就象前几年我接送她时，楞逼着我开车送她到广电大楼的旋转大门门口，在众目睽睽下翩然下车，与淋得落汤鸡似的处级干部寒暄问候，一个心理。

    现在新的动向看来八成又是冲着我来的，有合伙人提出，文康所的合伙人不能轮流坐庄。这不是明摆着坏我的官路吗？说实在的，文康所的主任确实不能由合伙人轮流坐庄，否则有一天轮到于泉，文康所就完了，那时文康所里一定是杨门女将，只有一个于泉在万花丛中如一只孤独而辛勤的蜜蜂。可不能因噎废食吧，不能因为封了于泉的路也捎带着搅了我的梦吧。好歹我也是一个创始合伙人，好歹我为人还算端正，估计民意测验应当会排在合伙人的前列，论功行赏也好，顺应民意也罢，都应当让我做一把主任啊。看来主任的事儿没什么谱了，咱退而求其次，谋求个副主任吧。按照习惯，不会有人叫我张副主任的，就象人们称呼现在的张金海副主任一样。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我先是在中山园请了刘学政，因为他虽然不是主任，但仍然是我们的老大，就象卸了任的邓小平，没有官职不影响他在我们心中的地位。那次还捎带着殷主任，没有现任主任的支持，显然是一大阻力。还捎带着芳龙，他嘴太损，万一他说出个怪话来，同意我出任的人也不敢出声了。至于金海，一年前我就许诺了，让出副主任来，我会给他五块钱。明均、德新等，虽然也得争取，但心疼那鲍翅太贵，等当上副主任后再说吧。至于于泉，这小子本来就可以忽略，再说他刚来青岛时住在我家，欠了我几千块钱的房租至今没给，谅他也不敢挡我的路。

    由于基础工作做得扎实，学政终于在合伙人会议上提出了让我当副主任的动议，除了该死的孙芳龙之外，没有明显的阻力。看来跑官、跑官，这官一定得跑动跑动才能当上，怎么当初不早点儿跑呢。

    也许还是没有当官的天赋，那次合伙人会议后并没有把副主任的事儿放在心上，所以当12月7日的会上启峰宣布我为副主任时，并没有心理准备，以至于我的就职演说是在其他合伙人逐个慷慨陈词后才匆忙拼凑的。会议结束后我马上感觉到了变化，好几个人开始称我为张主任了，而且都是象我预料的那样把副字省略。有的还慑于我恶狠狠的发言，求我万一撞在我枪口上时手下留情。孙芳龙鉴于大势已去，从我的办公桌上拿走了以前就想拿走的五元新币。傍晚的时候，文康所唯一没有参加上午会议的于泉以我当上副主任没有征求他意见为由，让我请他吃一顿。吃过我的鲍翅、拿了我五元钱的孙芳龙这次又不请自来，平时不大出门的李明均居然也喝起了28块钱一瓶的老酒。为了增加我的痛苦，他们还叫来了闲荡在外饥肠辘辘的田刘柱。当官后也得需要有一个好的群众基础，想着这一点，心中滴着血，我又加点了三盘羊肉，一瓶老酒。

    为了回收饭钱，我与他们进了莲花阁。没想到官场得意赌场失意，饭钱没收回来，又赔上了茶钱。

    迷迷登登回到家，告诉老婆，我今天当官了，做了文康所的副主任啦。老婆用异样的眼神儿瞧了瞧我，说了一句差点让我背过气的话：“你当了文康所的副主任？哈哈，哈哈，简直个神经病！”

    靠！还不是你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