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重的胜诉

胜诉，应当说是每一个从业律师都孜孜以求的目标。然而，我最近赢得的一次胜诉，却并未为我带来胜诉的喜悦，而是一份难以言说的沉重，这份沉重压得我急于将其付诸笔端，让每一个人都来与我分担。

案子牵涉到香港不法之徒在大陆制造的一系列诈骗案。据说这系列诈骗犯罪已查明的总共有七起，其中五起诈骗得逞，而诈骗的模式完全相同：诈骗犯雇佣在香港欠下赌债的无赖作为“业务代表”，专门到中国内地，寻找那些刚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生产型企业，以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为诱饵，以FOB价格条件签下买卖合同，然后通过指定装港货运代理，以便于安排在香港中转货物为由，指示装港货运代理将船公司提单直接交给其指定的香港货运代理（实际上买卖合同中的买方和买方指定的货运代理公司其实都是同一批人），然后在香港提货销赃，而买卖合同中约定由买方申请开立的通常可为卖方收款保障的信用证，则形同废纸，因为罪犯早已设置层层障碍，使信用证受益人不可能通过信用证取得货款：第一层障碍是选一家印度洋上的一个不知名岛屿上的不知名银行作为开证行，其信用可想而知；第二层障碍是信用证上加入了“客检证”条款，约定议付单证中必须有买方指定的业务代表签发的验货合格证明，而事后无一例外都是，买方在开证行预留的签字绝对不会是其派遣到大陆负责验货的业务代表的签字；第三层障碍则是在信用证中指定一家付款行，而该被指定的付款行根本与开证行没有任何关系，当然对于受益人的付款请求置之不理。据说，在我代理的这起案子中，受害人山东内地的A厂在发现被骗后曾派人赴港，结果发现，往来传真中显示的买方及其指定的货运代理的办公地址早已人去楼空，而信箱里则堆积了很多未曾开启但显然是内地企业寄送的函件，猜想一定都是催要货款的通知。

在代理民事诉讼的过程中我还了解到，每起诈骗三、四十万美元，累计诈骗金额已达两千多万人民币的这一系列诈骗犯罪，已经引起公安部的重视，公安部牵头并与香港警方合作缉拿罪犯，但至今为止，落网的只有部分走卒，被关押在江苏等地，而主犯却一直逍遥法外，追缴赃款则更是毫无进展。这时，A厂发现了一束救命稻草：手中还拿着从境外银行退回来的我的委托人（一家经国家外经贸部批准设立的国际货运代理公司，以下简称货代公司）签发的两份正本提单。于是，一场耗时两年多的诉讼由此展开。

为了方便读者了解这起诉讼的始末，我还要在此多介绍一些背景资料。A厂，也是一家刚刚获得自营进出口权的生产企业。在此案发生前，A厂曾经通过货代公司出运过货物，因此A厂出口部的负责人吴某与货代公司海运部负责人李某比较熟悉。 而李某在负责货代公司海运部的同时，又背着货代公司在外面接管了一家香港货运公司驻青岛办事处（以下简称驻青办），并且与A厂的吴某打了招呼。在香港诈骗犯的“业务代表”到A厂谈判，提出要在青岛指定一家货代公司负责装港的货运事务时，吴某立即想到了李某的驻青办，于是与李某联系，称刚刚谈下一笔大业务，准备要将李某的驻青办写入合同。李某回复说，驻青办没有自己的提单，是否可以借用货代公司的提单，吴某说，反正委托你了，钱别一个人挣。于是，经过吴某的力荐，李某的驻青办被买卖双方写入了合同，角色是双方共同委托的“装港货运代理”，价格条件为FOB青岛，合同总价值为36万多美元，目的港为孟加拉国的吉大港。骗局有条不紊地进行，“业务代表”回香港后摇身一变成了买方指定的负责货物在香港中转的货运公司（以下简称“中转货代”），根据吴某提供的电话主动与驻青办联系，要求驻青办根据其指示代办有关运输事宜。根据“中转货代”的要求，驻青办向A厂提供了船期表，并指派拖车到A厂将货物运至码头，自行向拖车公司支付了运费。然后李某以驻青办的名义，以托运人的身份向船公司订舱，船公司向驻青办签发了两套正本提单，这两套提单注明的目的港是香港，收货人是“中转货代”。李某并没有将船公司的这两套提单转交给A厂，而是将其中的一份货样提单通过快递寄给了“中转货代”，大货的提单则是在青岛当面交给了“中转货代”专程派来取单的人（我个人相信，驻青办经办这笔业务的好处，一定就实现在李某将大货提单交给“中转货代”之时）。随后，李某利用负责货代公司海运部的便利条件，趁负责保管提单和签单章的人不在办公室之机，取走两套已加盖签单章的提单，缮制完好，转交给了A厂，供A厂用以通过信用证结汇（以上经过源自公安机关讯问李某的笔录）。当然，就像前面谈到的，诈骗犯已经在信用证上做了手脚，A厂用任何提单都不可能在信用证下拿到货款。但是，货代公司的两套提单却给了A厂转嫁被诈骗损失的机会。于是，在报案、派员赴港调查之后发现难以通过刑事追赃挽回损失情况下，A厂以无正本提单放货为由，起诉货代公司，要求货代公司返还货物，否则赔偿损失。在提起诉讼的同时，A厂提出了诉讼保全，法院依法冻结了货代公司的银行存款人民币320万元。

我介入此案时，一审判决已经下达，货代公司被判令对原告A厂承担赔偿责任，并承担全部的诉讼费用。经过对一审判决逐字逐句地审查，我发现法院查明的事实基本准确，但我同时也发现，一审判决似乎不经意地在认定事实上存在着一个疏忽：在认定买卖双方约定驻青办为装港货运代理后，查证了是驻青办向A厂传真了船期表和运价，是驻青办向A厂发出了装运通知，是驻青办安排拖车并承担费用将A厂的货物运到码头，是驻青办向两家船公司订舱并取得了注明驻青办为托运人的提单，但是在认定将船公司的提单交给“中转货代”的事实时，具体的行为人变成了李某，而不再是驻青办了。我恰恰认为，李某此时的角色关乎货代公司是否应当承担责任，换言之，一审判决在认定事实上存在的这一疏忽，恰恰是判定一审判决正确与否的关键。于是，我代表货代公司提出了上诉，并陈述了以下上诉理由：首先，我认为这不是一起无正本提单放货案件，因为买方的“中转货代”是凭着驻青办提供的船公司提单在香港合法有据地提领了货物；第二，A厂与货代公司之间并不存在运输合同关系，虽然A厂持有货代公司的提单，但根据海商法的规定，在托运人手中，提单仅是一份初步证据，而在本案中有大量的证据足以推翻这一初步证据，证明货代公司与买卖合同项下的货物运输无关；第三，即便认定A厂与货代公司之间存在海上货物运输合同关系，该合同也未实际履行，因为A厂从未将货物交给货代公司，或将货物置于货代公司控制之下，相反，A厂将货物交给了李某的驻青办，又由李某将货物直接托运给了船公司，然后又由李某将代表货权的船公司提单交给了买方的中转货代；第四，尽管货代公司存在管理不严以至于提单被盗用或滥用的事实，但真正导致A厂货物失控的原因，是A厂指定的装港货运代理驻青办将船公司的提单直接交给了买方指定的“中转货代”，A厂这一损失与货代公司管理过失之间并无因果关系。我在上诉中着重强调，除了货代公司的两套提单之外，A厂拿不出任何证据证明货代公司曾经参与过涉案运输业务，而装港的所有货运事宜，都是李某以驻青办的名义实施的。不能因为李某同时担任货代公司海运部负责人，就不加分别地要求货代公司承担李某实施的一切行为所引发的民事责任。是驻青办的李某，而不是货代公司的李某为A厂安排了装港的货运，以李某负责的驻青办的名义向船公司恰订舱位（如果货代公司介入涉案运输业务，规范的业务运做模式必然是货代公司在以承运人名义向A公司签发无船承运人提单HOUSE BILL OF LADING的同时，以本公司名义转向船公司订舱，并取得注明本公司为托运人SHIPPER的船公司提单MASTER BILL OF LADING，然后通过本公司在目的港的代理完成向无船承运人提单持有人的交付），也是驻青办的李某，更确切地说，是A厂指定的装港货运代理驻青办的李某，将船公司的提单直接交给了买方的“中转代理”用以提货，在此情况下，如何再要求货代公司向A厂交还货物或赔偿损失？一审判决在认定李某从事相关业务活动中的身份上的模糊不清，直接导致了对于货代公司相关责任的错误裁判。庭审中，我以一份简明的绘图解说复杂的案情，向合议庭直接揭示本案的症结所在。最终，我的观点得到了二审法院的支持，A厂的诉讼请求被驳回，货代公司终于赢得了胜诉。

当我签收判决时，片刻间有过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终于不负重托，打赢了这场官司。但这种轻快感很快被一种沉重感所取代。对于双方来说，这场诉讼都可以说是一场生死劫，三百多万的损失，足以使任何一方一蹶不振。随着终审判决的下达，一场历时两年之久的诉讼尘埃落定，似乎胜负已经分晓。但在我心里，此时胜负的概念却已经变得模糊。意图通过这场诉讼转嫁损失的A厂，自然难以面对败诉的结果。我曾经为办理此案到过A厂，这家位于山东贫困地区的企业拥有上千名职工，是当地的一个支柱企业，巨额货款被骗使得本来并不景气的A厂犹如雪上加霜。这场诉讼的结果直接关乎上千名职工拖欠很久的工资能否兑现，甚至说将直接影响A厂的存亡也并不为过，这一点在我办案过程中，从当地公安机关的不遗余力，从民事诉讼中隐隐约约的种种压力，都可以鲜明地感觉到。货代公司虽然赢得了胜诉，逃过了生死劫，但三百多万的资金迄今已经被法院冻结长达两年，其间货代公司的业务运做因缺乏资金捉襟见肘，一落千丈，货代公司因这场诉讼耗费了大量的人财物力，如今胜诉了却已是遍体鳞伤，因此货代公司在品尝胜果时怎能不感到其中的苦涩？从这个角度看，本案的原被告双方，犹如古罗马竞技场里两名被迫相互拼杀的角斗士，胜者在勉强杀死对手（对手或许就是他的兄弟）之后，也已经奄奄一息，而看台上的贵族们，则在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这残酷的演出。谁是这场演出的胜者？沉重的我实在难以言说。

事实上，香港不法之徒的骗术并不高明，对于一个谨慎的具备外贸和航运基本知识的人来说，识破骗局其实并不难。从天而降的大买主，你了解他的底细吗？初次打交道的客户，你敢第一次就接下这样一笔大业务吗？比市场高若干的报价，你考虑没考虑可能存在着欺诈？不是任何银行都有实力，都讲信誉，你了解开证行吗？你手中的信用证能够兑现吗？你能满足客检证的要求吗？你委托的货运代理是一家有实力的公司吗？你了解FOB价格条件的真正含义吗？你了解业务运做中容易出纰漏的关键环节吗？如果A厂的业务人员不是沉醉于天上掉下的大业务，不是去找一家没有实力的货代谋求私利，而是审慎地在内心画几个问号，我们有理由相信本案将不会发生，因为同样的骗局在安徽就曾被一家纺织厂识破，在要求修改信用证迟迟未获答复情况下，该厂毅然停止发货，比A厂损失价值还高许多的货物得以保全。在中国贸易报以《狐狸的尾巴》报道安徽该纺织厂防骗成功的文章最后一段，我黯然地读到了这样一句话：“时隔不久，从山东某地公安部门传来消息，某某香港公司在该地诈骗某厂货物价值三十多万美元。”遭遇的是同样的骗局，结果却迥然不同，原因何在？在痛斥诈骗犯阴险狡诈的同时，我们不得不面对的一个事实是，能否免于被骗，与人的知识素质密切相关。犯罪分子之所以选择中国内地从事自营进出口业务不久的企业作为诈骗对象，主要就是利用这些企业缺乏从事国际商贸的知识和经验，其员工缺乏应有的培训，归根结底一句话，业务素质不高。记得杨良宜先生曾在不同场合大声疾呼，全体国民素质的提高，是国家繁荣强大的根本。很难想象，一个经常被欺诈的国家，会是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杨先生曾经表达一个令人心悸的心愿，那就是希望有一天，在国际商会发布的有关涉嫌国际商业欺诈的公司名单中，能够多出现一些中国公司的名字，而不是象现在这样，中国公司集中在被骗者的名录中！因为在杨先生看来，被欺诈者，往往是知识素质低下者，而有能力欺诈别人的人，尽管在道德上应当受到谴责，但相对于被欺诈者，他起码是通晓相关行业知识的素质较高者。在残酷的国际商业竞争中，人们相互搏杀的是知识素质的高下，而不是道德品质的等级，所以要想在这一环境中生存下去并谋得一席之地，必须遵从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法则，必须提高生存素质，除此别无选择。

回想多年来，我曾经多少次为竞技场里的一方摇旗呐喊，献计献策，多少次为击倒对手而欣喜，因不幸失败而悔恨。而如今，当我发现真正的胜者正在一旁窃笑时，决斗胜败的分别对我来说已经模糊。失败固然沉重，胜利的沉重也同样令我窒息。  (张志国  二OO二年三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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