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民政部根据《民法典》之规定对婚姻登记有关程序进行了调整，朋友圈瞬间被刷屏。

不少网友发出了“离婚不易、结婚需冷静”的评论。

从专业的法律角度看，这些担忧不无道理。“保障离婚自由，反对轻率离婚”是我国离婚立法一贯坚持的指导思想，在现行《婚姻法》及相关司法解释中有关离婚程序和离婚条件的规定，即是对这一原则的体现。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七条规定：“自婚姻登记机关收到离婚登记申请之日起三十日内，任何一方不愿意离婚的，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撤回离婚登记申请。前款规定期间届满后三十日内，双方应当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发给离婚证；未申请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为了更好地分析这些“担忧”，我们首先引入一起实际办理的过往案件，对“冷静期制度”在实务层面的具体应用探究一番。

朱某（女方）与王某（男方）于2015年登记结婚，婚后没有子女。直至2018年初，王某才从新加坡回国定居；而朱某的工作性质是长期外派，每个月只有2-3天能够回家。双方共同生活的时间少之又少，彼此之间的感情尚未完全磨合，出现矛盾后都是以逃避的态度消极应对，等待时间和距离去消化，将近五年的婚姻长期处于“冷静期”状态。

2019年底，王某获得了澳大利亚的项目工程，预计两年后回国。朱某决定在丈夫出国前，结束这段毫无营养的婚姻。王某表示同意离婚，却因不满意财产分割方案而多次出尔反尔。反复修订了11版《离婚协议书》之后，在王某出国的前一天，终于达成合意。第二天办理离婚手续之后，王某便飞往澳大利亚，双方珍重道别、互不羁绊。

试想，若本案发生在《民法典》实施之后，当事人行使离婚自由的权利会因离婚冷静期制度而被严重干扰——朱某和王某提交离婚申请之后，因王某身处境外，无法在冷静期届满后30日内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领取离婚证。据此，“视为双方撤回离婚登记申请”，无疑侵犯了当事人协议解除婚姻关系的权利，迫使类似情形的当事人只能选择诉讼途径。

假设本案朱某起诉离婚，送达程序将会面临极大阻碍：

1. 无法实现直接送达，王某的户籍地和出境前经常居住地均在婚后房产中，仅有朱某是其同住的成年家属，不符合离婚案件直接送达的条件；王某出国前没有给任何人授权委托，无法向指定代理人送达，如果在境外办理授权委托手续需另经公证或认证的步骤；

2. 王某因工作性质会频繁更换城市，在境外没有长期、固定的居所，无法适用邮寄送达；

3. 电子送达，因为涉及对当事人的实体利益与程序利益的处分，对于判决书、调解书、裁定书不允许电子送达（虽然2020年1月16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民事诉讼程序繁简分流改革试点实施办法》的通知，明确规定了经受送达人明确表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电子送达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等裁判文书，但是青岛暂不属于试点地区）；

4. 即便进行公告送达，且不论公告费用及公告时间的成本，因离婚案件涉及当事人的身份关系，缺席判决可能会给当事人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害，由于本案是双方之间第一次起诉离婚，导致本案或将面临判决不准离婚的风险。

此外，本案涉及涉外因素（当事人一方经常居住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的），还可能会牵扯到国际公约的适用，如《海牙送达公约》。一方面徒增当事人的诉累，另一方面造成了司法资源不必要的浪费，有违我国家事审判改革的理念与初衷。

在实际生活中，对于婚姻关系确已失衡、双方已“深思熟虑”的离婚，人为设置三十日的冷静期，可能会增高离婚的门槛。

而对于一方处于受害方的危难处境，面临家暴、虐待、出轨、赌博、吸毒等恶劣事件，“离婚冷静期”将会使受害方的利益和安全受到持续侵害。如果缺少相关的配套制度，比如对有关财产的冻结或者备案、申报制度，调解制度，心理疏导等，当事人也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转移财产、隐匿财产，激发事态。这也是很多人表示担忧的原因。

但是，冷静期的初衷是好的，离婚冷静期对于解决冲动型离婚会有不错的效果。

对修改离婚登记程序持积极态度的网友认为：结婚是为了幸福，所以不需要冷静期，为了不让冲动离婚破坏了幸福，从法律上给彼此一个冷静和思虑的时间，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矛盾、磨合问题。

入城容易出城难，距离婚冷静期实施不到一个月时间，对此，你们怎么看？